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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与升华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18-12-24 12:00 阅读量:233

导读 :
所谓“新中国画”的概念乃是相对于“中国画”的概念提出的。从1949年以后举办的历届全国美展与相关报刊来看,属于“中国画”范畴的作品要么是立足于传统文人画的艺术框架进行新的创造——这更多体现在山水画与花鸟画方面;要么是围绕着由徐悲鸿所创立的写

正文 :

所谓“新中国画”的概念乃是相对于“中国画”的概念提出的。从1949年以后举办的历届全国美展与相关报刊来看,属于“中国画”范畴的作品要么是立足于传统文人画的艺术框架进行新的创造——这更多体现在山水画与花鸟画方面;要么是围绕着由徐悲鸿所创立的写实水墨画的艺术框架进行新的创造——这更多体现在人物画方面。

事实足以证明,40年来,很多艺术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基于全新的理解与艺术追求,已经对“中国画”的某些属性,包括题材、构成、造型、设色及入画标准等等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这就使40年来出现的绝大多数“新中国画”作品,如“新山水画”“新花鸟画”“新人物画”作品,无论在文化内涵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中国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点,大家只要将两者做一番认真的比较并不难体会得到。相对而言,属于“新水墨”范畴的作品在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与手法的同时,不仅超越了“中国画”固有的艺术框架,而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艺术体系。它标志着其已经在深厚的传统中蜕变、升华出来,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地平线。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新水墨”似乎有些割裂传统、数典忘祖的味道,但还原到具体的时空中,我们并不难发现,大多数从事相关探索的艺术家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借鉴,乃是为了突破呆板、僵化、陈陈相因的水墨表现规范,以便寻找到与时代审美追求相吻合的创作突破口。完全可以说,他们一方面在西方现代艺术的批判吸收、改造重建和促使其中国化上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利用现当代意识重新发掘了传统艺术中暗含的现当代因子,而这一切对促进古老画种的现当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因为这样,“新水墨”作为一种新的艺术传统,已逐渐被人们接受,以至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就像写实水墨从产生到被接受一样。其正好表明:传统并不是守成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相比起来,“新中国画”与“新水墨”各有优长,都有值得研究与总结之处。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新水墨的发展,既出版了相关专著或一些文章,还策划了一系列展览。在此过程中,经常有人会问我,即如今的国际艺术界,无论是在办展方面还是在讨论艺术问题方面,都显然不太注重画种与媒体的区别,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人们要反反复复地讨论水墨问题,并围绕水墨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对此,我想回答的是:水墨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与油画、版画、水彩等相比,其并不纯粹是一个画种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它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参与国际对话的重要文化资源。一部中国文化史足以告诉我们,水墨是中国文化生物链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在当下艺术发展的大格局中,没有水墨的参与,无疑将是我们文化生态上的巨大灾难。而“水墨艺术40年:1978—2018”展中“新水墨”部分的展出恰恰是为了促使相关艺术家在今后的创作中,更加主动、严肃地面对传统文化,进而寻找到将过去转换为现在的有效方式。

纵观世界当代艺术的格局,我坚持认为,在西方艺术思潮居于主导地位的当下,在世界当代艺术有同质化发展的情况下,一个新水墨艺术家倘若不与传统文化建立必要的联系,而完全照搬西方的艺术观念与风格,不光很难保持自身文化的连续性、独特性与自尊原则,也很难与西方当代艺术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因此,对于所有有使命感的新水墨艺术家来说,如何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来建构我们的主体、身份与艺术史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合美术馆执行馆长,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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