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功甫帖》研究报告之再研究

来源:网络 编辑:未知 时间:2014-01-14 12:13 阅读量:521

导读 :
 2013年9月,买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苏轼《功甫帖》。三个月后,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该帖发出质疑,指《功甫帖》是清代钩摹本,并于2014年元旦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钟银兰、凌利中两位研究员的论文(下称钟凌论文),指出《功甫帖》乃从道光年间

正文 :

 2013年9月,买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苏轼《功甫帖》。三个月后,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该帖发出质疑,指《功甫帖》是清代钩摹本,并于2014年元旦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钟银兰、凌利中两位研究员的论文(下称钟凌论文),指出《功甫帖》乃从道光年间碑刻法帖《安素轩石刻》中双钩摹得。小子作为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对《功甫帖》的论争颇为关注,但认真拜读上博两位专家的文章之余,对文中若干观点却有些想法,想求教于诸位先生前辈,望先生们不吝赐教。

  一、《功甫帖》是否即为安岐《墨缘汇观》中所著录的那件?

  安歧(1683—1745?)是清初的大收藏家,收藏之富,甲于海内,王翚在《云山竞秀图》后写道:“麓村先生主盟风雅,深志翰墨,鉴别品题,尤为海内所推重。”安歧对其寓目之法书名绘必认真记录,晚年将其积累数十年之书画札记拣选编次为《墨缘汇观》。

  查《墨缘汇观》中著录《功甫帖》为“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前后半钤四印。其数字甚佳。”

  如果去掉此件《功甫帖》上安岐之后的藏印,如图1所示,图上文字前后即半钤四印,与著录相合。

另外,帖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判断这方印的真伪对《功甫帖》的断代极为重要。诚如徐邦达先生所说,“书画上作者和收藏者钤用印章,是作为征信之用的,因此也和题识一样,可以依靠它来辨真伪、断时代”。(《徐邦达集》一,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8页)。

  安岐是大收藏家,其藏品在他之后多进入清宫,保存完好,所以他的收藏印鉴资料众多,我们轻易的就能找到许多参照物(如图2),其中苏轼《覆盆子帖》与《功甫帖》同为安岐收藏,同样著录在《墨缘汇观》中。与诸印相比对,《功甫帖》上这方印同样印色鲜明,印痕清晰,所有特征均能一一对上,所以安岐的收藏印准确无误,此件《功甫帖》即是安岐旧藏。既是安岐旧藏,我们保守的说,《功甫帖》的年代就不可能晚过清初。

  在许汉卿的题跋里谈到“翁方纲”的摹本是从英和(清朝大臣、书法家)后裔处买来,可以认为与《安素轩石刻》的年代相仿。如果认为墨迹本也是双钩摹本,那或许时间还在翁氏摹本之后,而现在两本之间新旧现象判若鸿泥(见图3),这又作何解释?

  钟凌论文认为“‘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莫名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出现在‘墨迹本’中。”

  事实上,书法写出金石味道当是晚清碑学大兴之后的事,写出“石花、斑点、圭角”等等恐非墨迹本的书写者所能想到。对于《功甫帖》中笔法的一些瑕疵,如果作些联想,当是书写者行笔迟疑僵硬的笔病所致。

 二、从历代收藏、寓目者的角度出发,《功甫帖》非道光伪本。

  钟凌论文中明确指出:“《功甫帖》……,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根据李佐贤《书画鉴影》记载,他寓目的《功甫帖》是与苏轼《刘锡敕》、米芾《道祖帖》《章侯帖》合装于《苏米翰札合册》中,后有陈望囗、李寿朋题跋。

  这与张珩日记中的记录相符,“(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也就是1940年初,《苏米翰札合册》流转到了韩慎先手里,1942年为许汉卿购得。

  李佐贤(1807-1876),不仅是清代颇有影响力的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收藏家、诗人,而且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

  韩慎先(1897-1962),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谢稚柳一起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书画巡回鉴定,曾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安素轩石刻》刻成于1824年,如果《功甫帖》真是根据《安素轩石刻》勾摹,那么制作时间要比1824年更晚,这与李佐贤相去不过几十年,与韩慎先也差不过百年,就好比我们现在看一幅八百多年前的书法作品,难道时代气息一点都看不出来吗,更何况这二位鉴定大家?!

  而且,徐邦达先生在其所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书法》一书以及1992年2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文章中都肯定《功甫帖》为真迹。

  当然,即便是专家,谁都有可能看错,可是,如果帖是新仿的,这几位赫赫有名的书画鉴定家,纷纷把一个一百多年的东西,都看成了近一千年的“真迹”,这种几率能有多少?

  三、比较《功甫帖》拓本、墨迹本与“翁方纲”摹本的区别。

  另外,对于帖上的“图籍”半印,墨迹本上的字迹比拓本要隐晦的多(见图4),仔细辨识之下,当是古“图”字(见图5),其意高古,与明清印鉴中常见的字形(见图6)不同,非一般作伪者行径。如果说墨迹本摹自《安素轩石刻》,那拓本上除掉安仪周的印章只有两方“半印”,而墨迹本有四方“半印”,这足以证明《功甫帖》不是摹仿石刻本。

 四、骑缝印“世家”是“二字长方形印”的说法并不准确。

  在钟凌论文中提到“世家”这方印(见图7)的问题:“在‘墨迹本’中看到此印未见裁切痕迹,与右上端‘某某图籍’骑缝印不同,离原纸边缘尚有距离。”

 请注意图7所标注的内纸边缘与衬纸边缘,如果把衬纸去掉,《功甫帖》上的“世家”印应如图8所示。那么如果这枚印章不是钟凌论文中所称的“二字长方形印”,有没有可能钤盖出这种效果?答案是肯定的。如图9所示,“宫保世家”这枚四字方印见晋王献之《中秋帖》,如果从中间裁开,左边同样显示了类似《功甫帖》的钤印效果,由此断定“世家”印就是“二字长方形印”不能成立。

 五、谈谈《功甫帖》纸、印和笔墨的问题。

  使用过的一张纸,并不苍白,而是赋予了生命。《功甫帖》纸张自然,纸性熟旧,多处的张裂,没有任何人为拉扯的硬伤,残损处随意而自然(见图10),修补的地方变化多样,层次丰富,展现了相当的时间性,同时没有做旧染色的任何痕迹。就像是人老了,岁月写在脸上。

  安歧提到《功甫帖》“前后半钤四印”,某某“图籍”、某某“世家”四字可识,尤其“图籍”印风高古,应是颇有来历,展示了时间的延伸性。

 就笔墨而言,《功甫帖》虽气息不畅,呆板木讷,但仍旧不能认定是双钩廓填。双钩廓填,顾名思义,双钩轮廓,复笔填墨,但就《功甫帖》影印本而言,我们看不到明显的特征。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通过高科技的检测手段可以解决。

  总而言之,《功甫帖》属安岐旧藏,并不是《安素轩石刻》的双钩摹本,而且气息古旧,断然不是晚清之物。即便如此,《功甫帖》是否就是苏轼真迹?苏富比的声明中“坚决认定‘功甫帖’为苏东坡的作品”并郑重强调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小子年幼,苏轼本人确实没见过,也买不起机票去美国打官司,然百姓家言“不怕识货,就怕比货”,兹列苏轼公认真迹对比如下,以博各位看官睿赏(见图11)。

 《功甫帖》全文九字“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功甫”即郭祥正(1035-1113),北宋诗人,字功父,一作功甫。《东坡全集》中收录不少关于郭功甫的诗作,如《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移合浦郭功甫见寄》、《与郭功甫二首》等。至于“奉议”是否就是指“奉议郎”的官职,查《苏东坡全集》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诗句《碾建溪第一奉邀徐天隐奉议并效建除体》送给曾经当过奉议郎的徐天隐,而郭功甫在出任福建汀州通判时,官阶就是奉议郎。“谨奉别”三字,是两人拜别时的谦虚之语。

  但是行文起首处书写“苏轼”全名,在苏轼的尺牍中找不到例证。一般为了表示谦恭之意,只写名“轼”不写姓。而且翻看《中国法书全集》中著录的十七件苏轼墨迹,仅有三件书写全名,并且前面都写明籍贯或者官职(见图12),如《行楷书吏部陈公诗跋页》中“眉阳苏轼”,《行书次辩才韵诗帖页》中“眉山苏轼”,及《楷书祭黄几道文卷》中“癸未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此外,苏轼在《行书题王诜诗帖页》中写了全名不加前缀,但是该帖是苏轼为王诜诗作的题跋,与《功甫帖》类的尺牍或拜别帖的性质不同。苏轼用了“谨奉别”三字,语气恭敬,若仍自称“苏轼”,不合礼数。

另据史料记载,郭功甫元丰四年(1081)起任汀州通判,直到元丰七年(1084)被勒停官职(据《续资治通鉴長編》卷344元丰七年三月载,“前汀州通判、奉议郎郭祥正勒停。坐权漳州补僧道亨住持,不当受金,悔过还主,及违法差送接人,经赦也”)。

  汀州通判的寄禄官阶原本是殿中丞,在北宋元丰官制改革之后才转为奉议郎,而改制发生在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五年(1082),所以郭功甫在元丰四年(1081)或元丰五年(1082)到元丰七年(1084)这段时间内才是奉议郎的身份(这段史料主要参考虞云国先生的博客)。

  而苏轼元丰四年到六年都在湖北黄州,直到元丰七年迁河南汝州团练副使,在这期间,所有史料无以证明两人见过面。

  《功甫帖》之争,现在也仅仅是打开了一个窗口,热望苏富比及各方专家有详尽研究文章问世,以解小子心中疑惑。


最新展览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