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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爨宝子碑》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19-11-11 05:33 阅读量:318

导读 :
东晋《爨宝子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拓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有东晋时期的墓志出土,有石志、有砖志,矩形的砖质墓志居多。东晋之碑至少,只有刻于东晋末年的《爨宝子碑》。

正文 :

东晋《爨宝子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拓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有东晋时期的墓志出土,有石志、有砖志,矩形的砖质墓志居多。东晋之碑至少,只有刻于东晋末年的《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是墓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厚21厘米。碑主爨宝子,东晋建宁郡太守。东晋宁州所辖建宁郡,即今天的云南曲靖,位于昆明东北。爨宝子死于任上,那一年,他才25岁,属吏为他立了这通碑。

读碑文,墓主生平很简单,籍贯“建宁同乐”“戎晋归仁”,初为“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政绩不过是“宁抚氓庶,物物得所”。谀墓辞很长,是四言一句的韵语。

《爨宝子碑》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发现的,那时金石学兴盛起来,许多封疆大吏,还有一些地方官员,都有金石学的嗜好,喜欢搜访古代碑刻。特别是唐朝以前的古物,只要上面有文字,别说完整的碑碣墓志,残砖断瓦也是宝贝,收集起来,打拓本,写跋语,做考证,著录编辑,刻印成书。《爨宝子碑》发现之初的一段时间,名声未隆。阮元任云贵总督时编修的《云南通志》(道光十五年[1835年]完稿刊刻)),是第一部著录《爨宝子碑》的文献。咸丰二年(1852年),金陵人邓尔恒在当地任知县,把《爨宝子碑》移到武侯祠中保护起来。同光年间,拓本流传渐广,金石家纷纷著录《爨宝子碑》,且加考证,碑遂闻名于世。特别是清末,康有为盛赞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此后,《爨宝子碑》进入了书法经典的行列,成为书家欣赏的名品,人称“爨体”。

《爨宝子碑》的书体,清朝方若在《校碑随笔》中称为隶书。因为参有楷法,又不是汉代那种标准的隶书,所以康有为说它“在隶、楷之间”。以字体而言,应该归为隶书体。

“爨体”隶书很特别。横和竖,又方又厚。“点画”也是三角状,连一些短撇、短竖和捺笔也改成了三角形,很刺眼。撇和捺,大多是圆笔,一些钩挑、戈笔也作圆笔。书写者把横、竖写得平直,以保持结体的整饬稳重,将撇、捺和长横、钩戈写得开宕舒展,表现出横张之势。但是不难发现,隶书中本来应该写得对称的撇、捺,在《爨宝子碑》中大多是一高一低,或者撇长捺短、或者撇圆捺方、或者撇直捺曲,几乎都不对称,有些撇捺还用楷式来替代。其字形,有的高、有的矮,大小不一。在碑中,越是难于结构的字,越有不合隶书结构规范的“奇姿异态”。

《爨宝子碑》的书写者可能是当地的书吏,他写隶书,只是尽力做出“横平竖直”和“翻挑分张”的隶书特征,却不善于平衡斜向的撇笔、捺笔,所以他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显得很不自然。后人称赏的那些奇态,正是作者模仿“八分”而不自然的窘态,并非胸有成竹地表现什么意趣。

我们把《爨宝子碑》的隶书看做是“方笔隶书”,这种隶书样式在东晋前期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业已存在。南京出土的琅琊王氏家族墓志中,《王兴之夫妇墓志》(348年)、《王闽之墓志》(358年)、《王丹虎墓志》(359年)、《(王建之墓志》(372年)、《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372年),还有镇江出土的《刘剋墓志》(357年),所见隶式很像今天的“黑体”美术字,都有方厚、平直、茂密的特征。时间上,最晚的《王建之墓志》也比《爨宝子碑》早30多年。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等人出身东晋第一流高门,他们的墓志,磨得平整,划有界格,刻得精细,应属当时铭石书的一种正规样式,却是汉魏“八分”隶书的一种变态。

《爨宝子碑》的隶式与建康一带的王羲之家族墓志属于一个类型。不同处也很明显,王氏家族墓志的隶式过于美术化,结体一味平正,笔画一律方厚,虽整肃,却呆板。《爨宝子碑》字画方厚,却有圆笔的撇捺“翻挑”其间;横画两端向上挑出,虽方峻,却有动感;方整的结体多不合常规,稳重之中却多了几分出人意料的意趣。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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