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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五老已去 风范永存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19-12-10 12:00 阅读量:196

导读 :
“浙派人物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领域的一个重要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的李震坚、宋忠元等一批年轻画家,基于面向现实的艺术理念,在中西融合思想的推动下,创造出了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

正文 :

“浙派人物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领域的一个重要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的李震坚、宋忠元等一批年轻画家,基于面向现实的艺术理念,在中西融合思想的推动下,创造出了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蜚声画坛。他们大都从西洋画起家,具有良好的素描造型基础,后因工作需要转入中国人物画的学习、创作与教学,在潘天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探究中国传统画的画理画法与美学内涵。不单精研任伯年、陈洪绶等大家的人物画作品,还将传统花鸟画的经营之道和笔墨之法引入人物画创作,还学习民间绘画遗存,远赴敦煌莫高窟、山西永乐宫等地实地考察石窟壁画,精心临摹,于用笔设色等方面收获甚夥。不仅如此,他们艺术上都注重深入生活,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大量生动的人物速写作品,并通过对生活原型的提炼和概括,结合当时的革命主题,创作出一幅幅动人的中国画作品。

“浙派人物画”以表现社会生活为基本目标,以继承中华文明传统和学习西方艺术造型为方法,建立起新型的中国人物画的教学研究与创作的绘画体系,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即成为“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5人中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3人为水墨写意人物画,顾生岳、宋忠元两人为工笔人物画。作为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一部分,它历史性地回答了中国画如何面对现实、传统和西方的根本问题,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对中国画创作和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现代中国人物画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多向转折的可能。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浙派人物画“开山五老”时代的落幕,深深追忆他们的治学态度与艺术追求,深切体悟给我们留下的启迪和鞭策。愿逝者安息,风范长存。

●周昌谷(1929-1985)

号老谷,浙江乐清人。自幼喜爱诗文书画,1948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周昌谷对传统笔墨技法深有研究,尝潜心学习八大、石涛、徐青藤、方方壶、吴昌硕、黄宾虹等人作品,并赴敦煌临摹壁画。又对西方印象派、野兽派色彩亦有所汲取。善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将传统花鸟画用笔移植于人物画中,用色和运墨也极见匠心。其画多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注重表现蕴藏在平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富有韵味,代表作《两个羊羔》荣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其草书、篆刻也有精深造诣。周昌谷是现代浙派人物画代表人物之一。

将西方的方法吸收到中国画中来,充实国画者谓之创新。用中国的工具画出西方的造型方法,则是“中为西用”舍本逐末了。如以中国画工具画漫画,则依然是漫画而并非中国画,以中国工具画印度画或日本画,则依然是印度画日本画而并非中国画。我们是要吸收外国的科学的造型方法来提高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能力,而不是用中国画的工具去模仿外国造型的表现方法,应该着眼于这个关键上。

——周昌谷《笔墨创新有否标准——意笔人物画技法杂谈》节选,1983年

●李震坚(1922-1992)

浙江缙云人。1947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李震坚先后从潘天寿、黄宾虹学习传统国画技法,同时对素描、油画也下过工夫,基本功扎实。其写意人物画熔中西技法为一炉,造型准确严谨,笔墨酣畅洒脱,人物真实生动,呼之欲出,极富时代精神与民族气派。又精于肖像写生,堪称神形兼备。所作写意花鸟、山水,格调清新。作品有《井冈山的斗争》、《妈妈的新课题》等。出版有《李震坚画集》《李震坚国画人体》等。李震坚是现代浙派人物画代表人物之一。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传统的皆糟,现代的皆好,这绝不是真正现代观念,而是传统向现代化演变时期经常产生的一种激进情绪,是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缥缈恍惚,游移无定之举。无数事实均可证明,人类诸多根本价值,正是由于经历了千百年的考验,才显得光彩夺目。

——李震坚《水墨人体艺术论》节选,1988年6月20日

●顾生岳(1927-2012)

生于浙江舟山。1948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留校任教。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画院副院长、浙江人物画研究会会长、中国工笔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顾生岳初习西画,后攻中国画。擅长工笔人物画、速写。其工笔人物兼取中西绘画而自成一格,洗炼纯净,浑朴典雅,注重表现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涵。出版有《顾生岳工笔画选》《顾生岳速写》《工笔人物画探》等。顾生岳是现代浙派人物画代表人物之一。

我回顾了50余年艺术道路上的风雨历程,深感必须开拓视野,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西艺术特征和绘画的本体规律,走民族化、现代化之路。我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力求摆脱几百年来陈陈相因和纤细浮薄的积习,远追汉唐高简宁静、古朴凝重的气局与开拓精神,并摄取外来艺术(特别是东方艺术)之长,在时代和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营造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走自己的路。在不断地潜心探索下,我的创作和过去相比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有学生说:“顾老师人老,而艺术常新。”

——顾生岳《我的艺术道路》节选

(原刊于《浙派人物画文献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

●宋忠元(1932-2013)

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留校任教。历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委员等职。宋忠元初学油画,后转攻中国画,曾大量临摹敦煌、永乐宫等处壁画,又取法于传统工笔卷轴画。擅长工笔人物画,造型严谨,构图简洁,色彩变化自如,极富装饰意趣。作品多表现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抒情性,所作《游春图》获全国六届美展优秀奖。其作品为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东方艺术馆收藏。宋忠元是现代浙江人物画代表人物之一。

人物画近几年题材范围、形式构成、笔墨技巧、材料运用均有较大突破,但有一点不如五六十年代那样坚持刻意追求表现当代生活,往往退而沉浸于小品笔情墨趣之中。人物画衰落原因,一是对人和生活缺乏研究,二是淡化人物画的主题内涵,作品应有的功能优势萎缩,这似乎已有历史印证。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尽管对作品的功能要求较功利单一,造成不少作品缺乏真情实感而假大空,却也充分发挥了人物画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的优势促进了人物画的大发展。如今从政治工具论中解脱出来,在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另一倾向,“成教化”的功能往往被误认为品位不高,仅热衷于笔墨手段、娱乐审美功能的追求。

——宋忠元《稳定中求发展——中国画教学随感》节选

●方增先(1931-2019)

浙江兰溪人。1949年7月,考入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春,作品在春季全校创作评比中名列前茅。1953年夏,毕业于绘画系,毕业创作画油画《师与徒》。留校,转入该院创办的研究生班,指导老师为油画家黎冰鸿。1954年夏,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入新创设的中国画系。后随同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敦煌考察队赴千佛洞,研究、临摹壁画三个月,又深入草原藏区写生。1955年,任教于中国画系,为“新浙派人物画”开创者之一。作品有《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孔乙己》等,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藏。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画集》《方增先画集》,专著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2013年1月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2013年2月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美术中吸取外来的有用因素是完全应该的。但吸收不是代替。历史上数次明暗技法传到中国,都是如此。明代一些肖像画家吸取明暗法作为线描辅助物,变成渲染法,这是值得借鉴的。清初,朗世宁来中国,但是皇帝却一定要他按中国风格作画,于是出现了一种有着类似中国化工笔勾勒的用线,而缺少笔墨韵味的特殊画种。不管皇帝如何赏识,等到朗世宁本人一死,这种特殊画种,也就不再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不研究中国画的笔墨技巧,而只作表面勾勒法的模仿,这在艺术技巧走后向失败是必然的。虽然有着皇帝的支持,但尔后仍然无人去模仿、继承,这是值得深思的。

——方增先《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节选

(原刊于《美术丛刊》第七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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