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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余事正心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20-07-07 08:00 阅读量:201

导读 :
余事,相对于正事而言。你的职业是“志道”,画画就是你的余事。你的职业是画画,打乒乓就是你的余事。致力于本职工作的正事,这是人生处世第一位的;工作之余有闲暇,为了“消日”,书画、唱歌就是余事,是人生第二位的。不同于职业画家,“志道”之士的画画

正文 :

余事,相对于正事而言。你的职业是“志道”,画画就是你的余事。你的职业是画画,打乒乓就是你的余事。致力于本职工作的正事,这是人生处世第一位的;工作之余有闲暇,为了“消日”,书画、唱歌就是余事,是人生第二位的。不同于职业画家,“志道”之士的画画,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游”的,而不是作为正事全身心投入的。

但“游”的态度又有两种,一种是“正心”。不以轻心挑之,不以慢心忽之,严重恪勤地对待之,与职业画家无异。这就是“正心”。一种是“嬉心”,随随便便地对待之,翰墨游戏,作为好玩而放松地从事之。顾恺之、李成、文同、李公麟、王诜,是以“正心”为余事,苏轼、米芾是以“嬉心”为余事。这两种态度都是可取的,无非因为不同的主客观条件而有不同的选择。

为什么顾恺之、李成、文同等会对所“游”的绘画艺术,用“正心”从事之,而不是用“嬉心”从事之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他们的官职比较清闲,甚至根本没能进入仕途,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客观上有条件;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他们的秉性比较端严,又特别爱好绘画,这使他们在正事上持“正心”,在余事上同样持“正心”,这是主观上有本性而且有需要。事有大小、正余,但“正心”则一以贯之,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亦如治大国”。为什么苏轼、米芾等对所“游”的绘画艺术,会用“嬉心”从事之,而不是用“正心”从事之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他们的官职相对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如苏轼宦海沉浮,又十分投入政事、民事,尽管他非常想学“神品”一路的画风,但实在没有时间去修炼,“不学之过”,便只能草草逸笔,作翰墨游戏。这是客观上没有条件。二是因为他们的主观秉性大多是疏放的,如苏轼以豪放词驰名,米芾有“米颠”之称,所以,尽管他们也十分爱好绘画,但这样的秉性,使他们沉不下心来作十水五石、三矾九染的穷工极妍。

画如此,书亦然。如欧阳修“有暇即学书”,非在求书艺之精,要在“消日”而得“静中之乐”,他的书法,便认真不苟,八法俱备。近世钱名山先生亦然,他致力于道统的教化,殚心而竭虑,但余事作书法,却倡导用“敬事”的态度“拼命到自然”。

20世纪的大画家中,以绘画为余事的只有两位,黄宾虹和谢稚柳;其余如张大千、吴湖帆、齐白石、潘天寿、徐悲鸿、林风眠等,都是以绘画为正事的。但黄宾虹以“嬉心”作余事,融野逸派和正统派于一炉,漫漶混沌中,黑密厚重,放出光明,而摒去严重恪勤的刻画之迹,在率意疏放的层层积墨、破墨中形成严重的气局。而谢稚柳则以“正心”作余事,直取三唐两宋,在严重恪勤的刻画中绝去刻画之迹而形成堂皇高华的境界。

与“志道”之士以“正心”、“嬉心”作余事的绘画一样,职业的画家也有以“正心”、“嬉心”作正事的绘画的。

黄筌、郭熙、仇英等,都属于以“正心”作正事,不仅因为“术业有专攻”,而且“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你的本职工作是画工,当然要以“正心”从事之。而徐渭、董其昌、扬州八怪等则是以“嬉心”作正事。虽然,他们的初心并不是以画工为职业,但事实上,从50岁前后开始,他们便把画画当作了正式的职业,于苏米之后,正式确立了区别于严于“画之本法”客观规定的另一种画风,即疏于“画之本法”的客观规定,而重在“画外功夫”主观性灵的“我用我法”。今天的职业画家,大多秉承“嬉心”作正事的路数,旨在个性风格的创造。

但“嬉心”作余事也好,尤其是“嬉心”作正事,根本不在于画的疏于“画之本法”客观规定的率意,而在你是不是有经史、诗文的文化修养。而且,这个修养,不是先学了画,然后再去补的;而是先有了这个修养,然后再去画画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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