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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封建帝王对书法艺术传承和发展的推动作用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20-08-07 16:00 阅读量:223

导读 :
在中国五千年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书法艺术无疑起到了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中国书法艺术在魏晋唐达到顶峰,其后的发展,只是在传承中的发展罢了。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书法的传承与发展虽然与各个时代的

正文 :

在中国五千年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书法艺术无疑起到了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中国书法艺术在魏晋唐达到顶峰,其后的发展,只是在传承中的发展罢了。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书法的传承与发展虽然与各个时代的杰出书法家功不可没,但更与历代帝王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而且影响巨大。

在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书写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其中甲骨文和青铜铭文是其中的代表。而这些行为多为官方巫术占卜及祭拜神灵的活动,会书写的人都是官方专职人员,是他们在使用并传承书法。

商周时期辉煌的青铜铭文基本不可能在民间产生,没有官方的强大行政力量,人民基本不会把文字制作到那些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且没有实际意义的青铜器上的。帝王和官方力量推动青铜铭文的发展。

在东汉,帝王对书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张怀灌在《书断》中记载:“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先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

可见汉元帝、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魏文帝都推崇并提拔那些善草书(今称章草)者,《急救章》是古代章草的范本,对东汉的书法教育有着很大影响,是当时儿童的学书识字范本,这都是在元帝时期创作并推广的。

到南北朝时期,梁朝梁武帝对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建立有着巨大的影响。梁武帝是第一位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的人,他命人编写《千字文》,并以王羲之字迹编撰成册,随后,王羲之又在唐太宗的推动下,名声大振。

由此可见,在书法传承、书法教育、书法普及、书法风格等方面帝王对书法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为何帝王个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我认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书法本身的优势属性。二是帝王的权力地位的作用。三是帝王个人对于书法的嗜好程度。


一、关于对书法本身优势属性的认识

1、治理国家的需要

从商代开始,帝王本身就需要以文字作为文化载体,来统一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制定一些政策,管理不同的地区,用教育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教化民众,并且通过宗教文化来说服倡导某种思想,商、周帝王通过宗教巫术神学统一思想,秦以后通过儒家统一思想,这些都有利于帝王管理国家、巩固权力,文字便成为最重要的载体,因此书法必然成为帝王最重要的统治工具。

2、艺术审美的需要

书法发展至汉代后,审美便成为自觉行为,一手漂亮的书法是可以让人赏心悦目的,其后的帝王中,善书者不少,汉章帝、梁武帝、李世民、宋徽宗、康熙等都是好手,书法这一门艺术已经成为他们的政务之外最重要娱乐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其业余时间大多花在书法上,比如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橾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散骑常侍刘泊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泊登御床,罪当死,请以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好辞辇,今见常侍登床”。这里就记载了李世民作书与群臣嬉闹娱乐之事。

书法正因为有了这两点优势属性,才让历代帝王有巨大的动力去推动书法的发展。


二、对封建帝王个人绝对优势的权力和地位的认可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是以帝王为核心的专制制度,权力和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国家的运转情况。

1、社会管理的工具

文字是社会管理的工具,它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完善进步。从文字产生开始,就与国家统治者有着很大的关系。

相传伏羲与太昊是一个人,是太昊族的领袖。如果说伏羲画八卦是文字的起源,那么最早的文字雏形就与伏羲有关。仓颉奉黄帝之命造字也是为了给黄帝歌功颂德、垂法立制所服务的。同样的,古代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上,记录的都是历代帝王的施政大事,直到后来各朝代的文字记录大多与帝王的功绩有关,由此可见帝王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作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同意实施“书同文”,并且隶书用于官吏办公也是经过秦始皇审查批准才实施的,由此可见秦始皇对于文字改革的重视。

秦始皇让李斯创建篆书,统一了文字,但是在推广篆书后,他倡导大家书写隶书。他认为篆书章法复杂,笔画繁复,难写难认,老百姓不容易接受。

而同时期在篆书基础上改良的隶书书体,则更加简单灵活,书写起来也没那么费劲,所以大家纷纷写隶书。

令人惊叹的是,隶书本身发展非常有戏剧性,它不但直接启迪了草书,也促进了楷书创建,在书法史中承上启下。

那么,究竟是谁创建的隶书?据说隶书是由程邈(miǎo)创造出来。他跟李斯一样有才华。

相比于丞相李斯,程邈只是个小人物,刚开始在县城做小官,日常工作内容是负责办理有关文件的抄写,简称为复制界鼻祖。本以为他会安安静静当个小官,没想到不小心犯了罪,被秦始皇关在云阳县(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方向)一个监狱里。从此,程邈的官场人生,就被迫中断了。

对于满腹才华的程邈来说,监狱简直就是精神炼狱,整天没有正经事干,总不能就这样在牢里颓废下去吧?灵光一闪,他想起自己以前的工作不就是天天抄写文件吗?这个铁饭碗技能可不能丢掉啊。

但是他知道自己内心对“复制文件”的工作没有多么热爱,因为李斯发明的篆书太复杂、太绕、且超级难写。难过的程邈在监狱里回忆往事,不禁悲从中来。伤心过后的他知道,不能荒废这段蹲监狱的日子,于是他滋生了要改变小篆体字的想法。

他在监狱里思考了几年,脑海不断浮现无数个创新字体,遂而展开简化文字的创作。出狱后,他依旧坚持研究如何把字简化。

就在年复一年的摸索中,整整十年溜过去了,程邈终于有所突破,创建了史上最“方”的隶书!他把篆书简化演变,将原来圆转笔划变成方折形,这样就省去了篆体的诸多弯转设计。在字结构上,他把象形结构变成笔画形式,并在此基础继续简化,终于创建了比篆书书写速度快3倍不止的3000个隶书。

当程邈把3000个隶书字作为研究结果,全部写成奏本送给秦始皇后,受到秦始皇的赞赏,还任命程邈为御史。隶书立即在朝廷各级政府官员中极力推广,后来越传越开,变成全民皆用的书法之一。

《说文解字》中提到“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书中就说明了当时大家为提高书写效率,连官狱都选择隶书书写。郭沫若更是赞扬道,“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秦朝隶书又在汉代发扬光大,产生了汉隶。

自从汉尉律公布,要求将书法列入科举考试后,人们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就大大地调动起来。随着书写工具的不断发展改革,书法艺术逐渐成熟。

东汉以后的帝王已经不再满足于欣赏书法和使用文字了,都亲自参与书法的学习和实践,并且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2、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载体

无论是商周时期以举国之力开展的青铜制造,还是秦始皇命编撰规范隶书等都是以官僚集团作为强大的后盾,以方便执行的浩大工程,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认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样,帝王可以充分发挥其权利来搞大事,像《急就章》、《千字文》、《万岁通天帖》、《淳化阁帖》、《兰亭序》双钩填墨本都是以皇帝的旨意集中力量办大事,将真迹摹刻多个版本以供世人临摹学习,如宋代《淳化阁帖》普及了书法教育,引导了帖学的学书潮流,这些都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以及书法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优厚的权利地位

社会上的一些书法人才因为帝王的重视而受到重用,善书者可以得到相应的权利和地位,进入待遇优厚的官僚集团,比如那些专门从事写字抄书、书法教育的职业,这是人们学习书法的巨大诱惑,并且优厚的待遇让士大夫门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进行书法创作。

为什么古代普通老百姓很难产生书法大家?就是因为他们没能进入官僚集团,没有多余的业余时间,没有机会接触高端书法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法人群必然在以帝王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下越来越庞大。

4、打造高端的书法圈

书法的发展与进步、个人书法的成长都离不开交流与切磋,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帝王身边往往能云集社会上众多书法高手,让所有高端的善书人群汇聚在一起,交流切磋,相互促进,唐代书法的辉煌就跟帝王李世民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初唐四杰中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是李世民麾下书法大家,而且他们都有师承关系,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是褚遂良的老师,这样的交流就产生风格的多样性,造就了唐朝书法的百花齐放。

5、引领时代书风

毫不夸张的说,帝王以其自身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口味能影响和引领时代书风。譬如,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就与梁武帝、李世民的大力推崇有很大关系;在宋代,皇帝推崇的淳化阁帖影响了时代潮流,使帖学蔚然成风;又如清朝康熙时期,据记载:“圣祖尝召(沈荃)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上(康熙)或自作大书,命题其后。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公......。上自元公巨卿碑版之文,下至遐陬(边远一隅)荒徼(荒远的边域)琳宫(道观殿堂)梵宇(佛寺),争得公书以为荣。以是公名动天下,与赵承旨、董文敏相埒。”

康熙个人非常喜欢董其昌书法,沈荃因善董其昌书法而被重要,群臣上下,上至王宫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董书盛行。

由此看出,帝王可以通过其手中的权利地位,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书家提供优厚的待遇,汇聚高端人才,影响时代的书法风格。不算大师的帝王就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影响书法的发展。


三、帝王个人嗜好对书法艺术所产生的影响力的认同

从历史记载来看,以二十五史记载的不同王朝帝王数量的粗略统计,从秦始皇嬴政起至清代末帝溥仪止,中国诞生过帝王近240人,而在书法史上留下墨翰,并享有较高美誉者35人,他们著有比较出色的作品,书法都拥有较高的水平。

汉宣帝的《千字文》;晋宜帝的草书《阿史病转差帖》;晋武帝的行书《谯王帖》、草书《省启帖》;晋元帝的草书《安年帖》;晋明帝的行书《墓次帖》;晋康帝的行书《女郎帖》;晋哀帝的行书《中书帖》;晋文帝的行楷《庆畅帖》;宋明帝的行书《郑修容帖》;梁武帝的行楷《众年帖》、草书《异趣帖》等书作精品都受到了社会大众的一致好评。下面列举几位对书法艺术影响力较大的帝王略述之。

1、唐朝帝王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比较重大。他酷爱书法,将书法列人科考内容,创书院,重用书法水平较高的官吏等,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在唐代的蓬勃发展。唐太宗以后的历代帝王书法水平几乎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李世民一生雅好翰墨,每日临池习字,特别对东晋王羲之的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吩咐内府多方收集王羲之的书法墨迹,每次得到一幅王羲之的书法真迹,都将其视为珍宝,非常爱惜,朝夕观览,更是坚持每日临摹,酷学不倦。李世民对于王羲之的书法非常入迷,赞扬王羲之的书法是非常完美,认为他的墨迹古往今来可以排第一。李世民又师事唐朝书法家虞世南,他汲取王羲之和虞世南的书体精髓,书法风格有一种遒健自然、洒落飘逸的韵味。清代王佑曾经作诗来称赞李世民的书法,说的是李世民平生向王羲之的墨迹学习书法,写的字像神鸟盘旋高飞,像龙和蛇互相缠绕一样,连唐朝的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柳公权这些书法名家与李世民的书法比起来都甘拜下风。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临学王羲之的墨迹而作的得意力作。《明赵函石墨镌华》有记载说的是李渊和李世民统一天下后,李世民来到晋祠祭祀叔虞,并且写下此铭文。原因是李渊起兵的时候,曾经在晋祠祭祀以期保佑,现在四海平定李世民回到晋祠还愿。他亲自作了这篇碑铭,并且刻在石碑上,石碑上的书体基本都是效法圣教、兰亭的笔法形态,并且还加入了一些自己的风格,被誉为“中国第一通行书大碑”,可见这个碑的书法价值非常高。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列为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是因为他的书法既有魏晋以来的风流骨气,又不拘泥于古法,而且是潇然出于绳墨之外。他能符合篆籀的义理,吸取分隶严谨的风格,毛笔之于他就似如鱼得水般,写出的作品放而不流拘而不拙,达到笔势清逸圆润,笔画遒劲洒落,夸张的说每一笔都流露古意而且每一个字均暗含来历。《晋祠铭》是李世民不顾相沿成俗的以篆、隶、楷书撰写碑文的规制,独出心裁的用行书撰写。这样他也就成为我国碑学史上用行书体撰写碑文的第一人。由此可见,《晋祠铭》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李世民虽然是马上皇帝,但他却喜欢文治,文人那一套的功夫,他也非常娴熟,尤其钟爱的就是书法。皇帝如此,大臣自然要跟着练字了。否则,上奏时一笔烂字,只会惹皇帝不高兴的。李世民喜欢书法,没事的时候也和大臣们一起讨论书法,在这方面,只有大臣虞世南能和李世民进行探讨。后来,虞世南因病去世,李世民失去了知音,叹息着说,现在想找个人讨论书法都找不到了。魏征听说后,就告诉李世民,褚遂良就是一个可以讨论书法的大家。

从书法造诣上看,褚遂良在唐朝能排在前三名,所以,很快就和李世民成为知音。褚遂良擅长写行书,一生都在学王羲之。而李世民更是除了王羲之的字,别的字都看不上,经常向民间悬赏,只要是真迹作品,多少钱都要。李世民是皇帝,也很勤政,自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去完成鉴宝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就交给褚遂良来完成了。结果,在他的法眼下,赝品自然都被剔除,留下的都是传世精品。李世民很高兴,把这些书法精品都收到内库保存,还让褚遂良为这些作品开出目录,成为皇家永远的收藏品。就这样,褚遂良在李世民的藏品中找出了不少真品,避免了李世民闹笑话。褚遂良在书法艺术上,属于自成一家的人物,他年轻时是学习虞世南的书法,到了晚年,又学习钟繇、王羲之,其书法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后代对褚遂良在这方面的造诣推崇备至,认为难以模仿,由此可以看出褚遂良的功底有多高了。因此,我认为在大唐这个推崇书法的年代,褚遂良的功业不在于政绩有多高,而是他的书法艺术让他成名,而书品犹如人品,又促进了褚遂良在政事上敢于坚持原则,最后成为大唐名臣。

武则天

武则天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她还酷爱书法艺术,常常在宫中临习王羲之法帖,其书法水平深得王羲之精髓。现在流传下的武则天书法资料不多,至今屹立于河洛大地的《升仙太子碑并序》、古长安的《荐福寺题额》、福州的《崇福寺题额》等处武则天的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之一。其书体别具一格,书风独领风骚,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所推崇。这正是武则天人格魅力和生命灵动的写照。若说武则天是历史上的一位书法大家,则一点不妄。

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工书,尤善八分、章草,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帝王书家之一。《旧唐书·本纪》称玄宗“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书法工整、字迹清晰、秀美多姿。在唐代书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而吞鲸。”《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传世书迹很多,以《鹡鸰颂》《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最为有名。

2、宋代帝王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宋代帝王也非常重视书法。尤其是书写工具的进步为宋朝的书法艺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赵佶

宋徽宗赵佶,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

赵佶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赵佶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

宋徽宗是一个著名的艺术皇帝,他的一生争议很大,他的书法争议更大,喜欢他的人认为其书作潇洒秀丽,婀娜多姿,是难得的上品,神品,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的书作太过尖锐,锋芒毕露,和传统观念上的遒劲、含蓄背道而驰,最多算个名人书法。

宋徽宗的瘦金体由于太过于瘦弱,被评为“天下第一苗条”字,由于其苗条的特性,好多人将它作为钢笔练习字帖,被好多硬笔书法爱好者喜欢。

民间对这位皇帝的评价普遍较高,都认为其是被政务耽误的书画家,他就不应该出生在帝王之家,如果生长在民间,他的成就会更高。

其实不然,如果宋徽宗真的出生在民间,那么其书法历史地位将远远不如现在这样,甚至在历史长河里将不会有他的一丝足迹。因为书法需要有名师指导,需要有很多必要的传承。其出生在帝王之家,从小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书法指导,皇宫里历代的书法墨迹真迹更是数不胜数,想要学习某个书法家,只要一句话,老师随叫随到,字帖说有就有。

只要有天赋,肯努力,在帝王之家,培养一个书法家还是非常容易的,宋徽宗有这么高的成就也是同样的道理。

3、清代帝王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清朝皇帝,自幼就饱读诗书,学习骑射。然而这些皇帝们,除了在国家统治、后宫处理上十分具有才能,更是喜欢琴棋书画,对书法尤其擅长,很多人都对书法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尤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书法最好,他们酷爱书法,其个人的喜爱与推崇对清代书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前的书法史上所未见。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书法,各有不同,已形成清逸典雅、雍容华贵的独特风格。这其中书法最好的当属雍正,书法遒雅,妙兼众体。

康熙

清代的帝王中,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除了政治业绩以外,康熙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他自幼好学工书,尤喜好董其昌书法,后擅长楷书、行书,欣赏康熙的书法,颇有帖学的风范,其风格清丽洒脱。有《岳阳楼记》、《集王圣教序》存世。

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有一座佑铭:“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读书”,他极力推崇各级官员“馆阁体”,就连殿试选官,书法成了一项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并且统一要求写端端正正的“馆阁体”。
   康熙是清代皇帝中的博学多艺者,后世名臣曾国藩曾给予康熙帝很高的评价:“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律、考礼、行师、刑律、农曹,下而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文字,无一不通,且无一不创新法,启津涂也。”认为康熙不仅博学洽闻,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胜一筹。虽然这样的评价未免有拍马屁之嫌,但康熙的兴趣广泛,才艺丰富,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工于翰墨。其书法圆转柔美,虽然略乏筋骨,却也神采飞逸,自然不俗。康熙本人对于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不仅时常手书敕赐近臣,其墨迹更是遍及天下的牌匾碑镌,以雅道而自居。
   受父亲顺治的影响,康熙从小就喜欢书法,每天要临摹各式笔帖一千字以上,数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后来,他师从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当时的书法名家沈荃学习书法,获益良多,有了小成,他也经常显摆自己的书法。除了自赏自证,借以传名,康熙还认为练习书法可以涵养品德,陶冶性情,由此获得一种空灵虚静的心境,因而也是一种养生的手段。他说:“从明末到现在,那些年高而有才德的人,无不是因为善于书法而得长寿。还有那些善于绘画、擅长打造器物的工匠,皆寿至七八十岁,身体强健。由此看来,一个人能够去除杂念,心有所专,与自然相融合,就是最好的养身之道。”或许,康熙从修习书法的角度观照自然,从而获得的这一段人生感悟,犹胜其墨迹之佳也。  

康熙酷爱晚明董其昌书法,上之所好,下则从之,一时间,宇内以学董其昌书法为正宗。   

雍正

雍正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他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

雍正的书法文雅遒劲,追随其父,走董其昌流畅和美一路。御制大字作品则明显是受到赵孟頫的影响,畅朗娴熟、文雅遒劲,行笔疾迟有序,气脉贯通,是历代皇帝御笔书法中不可多得的。

纵观雍正的存世墨迹,其楷书端庄流丽,丰腴饱满,具有皇家气象,用笔十分爽快,点画厚重,结体自然,可以看出他有十分不错的书法功底。其行书用笔跌宕,用墨酣畅,气脉一贯,将二王的灵秀,晋唐的古朴及董其昌的逸气熔为一炉,颇具大家风范。

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发现,书学起步仍是康熙时流行的宫廷书法,后在承学各家中选定赵孟頫,而董其昌的意味则逐渐减少。

他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

雍正的字是康雍乾三帝里写得最好的。雍正是位奇特的帝王,出色之才华、刚强之性格、传奇般的政治生涯,皆令人感叹。其书法平和规矩,充分体现出一位有志帝王的修为。

雍正即位以后,勤于政事,虽然仅仅只有十三年的权政期,但其书迹所传却也是十分丰富的。这些书迹中,数量最多的要算朱批文字了。

雍正书法,早年手书流美秀丽。以后书风逐渐变得厚重丰腴了些,秀丽之中又有圆润。细微的分析,其作品大致由秀丽走向圆润一路,似乎他在取法上也关注了赵孟頫书法。

雍正皇帝施政时间只有短暂的13年,因此即位前的书法作品以及书法评论流传下来很少,雍正擅长楷书、行书、草书、榜书,其中行草书成就最高。

田忠彦在《浅说清代盛世帝王书法》写道:“雍正书法与康熙、乾隆相比,康熙的字逸美,雍正的字放达,乾隆的字甜丽。相比之下,雍正的字个性更为舒展,意趣表达更为自然。”这样的评价似乎还是比较客观的。

乾隆

乾隆是古代最高寿、在位时间很长,仅次于康熙的皇帝,他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因而对于书法绘画,无一不精。他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康熙更胜一筹。乾隆在位期间,曾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名作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乾隆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游览名胜每到一处,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处,几乎到处可见其墨迹,至今海内保存乾隆御题碑刻甚多。存世的乾隆书迹字体稍长,楷书中多有行书的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着草书的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但缺少变化和韵味,因此乾隆书法并无显著的建树,这或许体现出一代天子的气度,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乾隆一直觉得,使用皇帝的权力让大臣和子民对他毕恭毕敬没意思,所以每次和大臣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大多情况以一个学者身份自居,不过别人看来他是真有才,加上自己有权,偶尔耍个赖皮,感受作为一个成功学者的欢乐,乐此不疲。

乾隆还有个三希堂,里面放了些宝贝,他喜欢告诉大家这都是真迹,不过真不真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拿着这些宝贝,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当皇帝的快乐,忙里偷闲,又不误正事,十分有趣。这说明他对书法和文化的热爱,虽然不是专业擅长的领域,兴致到了,取得点小成绩,拿来炫耀一下,也颇有情致。

清十二帝都特别喜欢书法,康乾盛世如此,之后的嘉庆、道光皇帝也是如此,至于皇帝们为何这般“不务正业”?可以从乾隆看出来。

乾隆学书法,学汉文化,自然免不了和汉臣的交往,继续深入汉文化,塑造自身的“儒雅”和正统形象。他借此提拔了很多汉人,皇权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彰显,没有皇帝的提拔绝不会有这些汉人的飞黄腾达。而优待近臣也使得他们感恩戴德,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凝聚力。他们走出京城后,无论是京畿首辅还是封疆大吏,都时时想着报效皇恩,不只是要求自己,也影响身边的人,而最终皇权也得到稳固。

比如,最受帝王优待的书家是乾隆提拔的张照。乾隆喜欢这个人,把他列入国史,说“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这种话是皇帝说的,能不能担得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乾隆学书崇尚正宗,将身为臣子的张照推至书圣的位置,一下子引导了清中期朝廷书学的发展,教化了天下士子。

能得到皇帝的赏识,而且将与赵孟頫(谥“文敏”),董其昌(谥“文敏”)并列,称“三朝三文敏”,并有肖像画传世,足见其在清前期的书坛领袖地位。对一个人好,赐其高官厚禄还不够,还要捧到极点,让张照感激涕零。

没有无缘无故地对人好,乾隆能对一个汉臣这般好,是彰显皇权的手段,使书法的发展与其统治需要相适应。张照小变董字的秀媚为厚重,与乾隆统治下的“盛世气象”相暗合。

启功先生曾经说:“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缉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

也就是说,学会皇帝喜欢的字体,能够走上人生巅峰。也就是说,推行统一规范的朝廷书法书写标准,更好的端正人心、统一思想。

张照作为典范被树立,是因为他的树立有助于引导书学发展,端正士气,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由时代背景看,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赢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远超本民族的汉族的认可,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认可。诸位皇帝都为此头疼不已。所以,以武力得天下之后,亟需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世人行为,使之符合伦理纲常,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要求。

换句话说,清代诸位皇帝都希望借由书法“教化天下”,所以就有了乾隆爷研习书法、做学问、在画上乱题,忙的不亦乐乎,虽然毁了很多名画,但确实有点小才华,用书法得了天下士子的心。

最能说明乾隆对此推崇的,是一开头说的三希堂,他酷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帖,就把古代法帖都找来,刻印成册分赐下臣,这样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实物对应,对书法时风的引导也更加强有力。

乾隆在《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题跋中均用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语,“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对王羲之风格的典型描述,反复运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书法以正宗为依托。在品评其他名帖时,乾隆也以正宗观念为参照。如在跋《蒙诏帖》中即提到“险中生态,力变右军”。

皇帝喜欢的,一定可以引领一个时代,但更深层原因是,皇帝为什么喜欢,比如皇帝规定清代科举当中,楷法不工者,难以入仕,而在文书的书写方面,稍有差池,就可能受到责罚。书法即是心法,在笔迹上的要求,可以规范内心的态度,这也是清朝皇帝们反复推崇书法以及“正”、“敬”书风的良苦用心。

无论是崇尚董其昌的书风,还是规定科举取士的书法取向,抑或是御笔赐书,都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对于皇帝来说,书法是一种皇权的体现和教化手段,对于满清子弟来说,研习书法及汉族典籍,游心翰墨,附庸风雅,也促使一个游牧民族早早的因为文明而进入到农耕时代,使得彼此间差异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更加融合,成为时风转变的指针。

比起有才的乾隆皇帝,其它几位皇帝,对书法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钟爱,他们引导书法发展,不但树立典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状元,同时也有着内在的教化理念——就是对“正”、“敬”书风以及对帖学正宗的推崇。

这就是书法的妙用,无论在历史各个朝代,还是在当下,书法即心法,研习书法,不仅风雅,蒙养正气,也可以找寻内心,无论“体”如何变,其内在的笔法始终带有一个时代的烙印,这也正是作为外族皇帝的清朝十二帝对书法如此痴迷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书法兴盛的时代,一定是安居乐业的盛世。

中国帝王与书法的往事,令我们怀念和敬慕。虽因真迹和文献的缺失令今天的研究多有不足,但即便如此,它又一次印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王朝和帝王已远去,但帝王书法家的艺术精神和成果永存。

帝王是一个王朝的最大政治家,其个体必然有意识形态偏好,或崇儒,或崇道,或崇佛,或崇其他。但当其以书法大家身份出现时,多有个性志趣之表现,并不以政治倾向臧否人物,排斥异己,不同的政治宗教学说偏好并不影响这些帝王对书艺真谛的共同追求及贡献。

正是由于历代帝王的重视,书法艺术才得以发展,帝王们不仅推动了书法艺术的进步,而且引领了人们的书法热情,给书法艺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但我们还应该清楚的看到,封建帝王虽然以其权威和资源在整合、推进书法艺术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一面,但大多情况下,帝王对书法的爱好与收藏仅局限于私人和宫廷行为,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艺术政策,也就不存在广为研究、展览及传播、弘扬。如帝王本人对特定的书法作品喜爱过度,在特殊情形下往往会造成书法艺术的重大损失,如唐太宗因太喜好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生前有嘱,须将《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这让后人不知《兰亭序》真迹面目,形成偏爱失度,遗憾颇多。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已经传承了五千年,其永垂不朽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韵律中,其艺术魅力,其养性修身和保健等等功能都是其他艺术无法比拟的。作为一种精神美学享受的和寻求文化艺术知识的需要,中国书法艺术也不会消失,她会和地球一样的长寿,寿与山齐!


作者简介

包焕新,男,汉族,笔名惠风,甘肃省镇原县人,生于1967年10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镇原县广播电视台主编,爱好书法理论研究和文学写作,现为甘肃省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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