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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诗文和经史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20-08-18 12:00 阅读量:201

导读 :
北宋 赵佶 闰中秋月帖 35×44.5cm 故宫博物院藏 今天的书画界正十分重视传统,具体表现为对书画家“要有文化”的吁求。什么是文化呢?就是诗文。看古代的书画大家,李成、李公麟、苏轼、赵孟頫、倪云林、徐文长、董其昌、石涛、龚贤

正文 :

北宋 赵佶 闰中秋月帖 35×44.5cm 故宫博物院藏

今天的书画界正十分重视传统,具体表现为对书画家“要有文化”的吁求。什么是文化呢?就是诗文。看古代的书画大家,李成、李公麟、苏轼、赵孟頫、倪云林、徐文长、董其昌、石涛、龚贤、扬州八怪、吴昌硕,直到近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吴湖帆、潘天寿,哪一个不是擅长古诗文?所谓“文者,画之极也”,正因为有这样丰赡博洽的诗文传统修养,所以他们的书画才成为高超的艺术,而不是仅止于技术的众工之事。

但这样来认识书画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局限的。

首先,传统文化分为经、史、子、集,书画属于子部艺术编,它们本身也是文化,并不是说只有集部的诗文才是文化。汉之前的壁画、石刻、碑铭也好,晋唐的写经手、莫高窟的画工也好,两宋的图画院众工也好,大多不擅长诗文,有些还是文盲。你能说他们创造的书法、绘画名迹,没有文化而仅止于技术之事吗?晋唐两宋的书论画论,几乎都是谈的技法,永字八法、结体三十六法、六法、六要、六长、十二忌、三远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技法,而不是高深的哲理。你能说这样的书论、画论没有文化吗?这就是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而技进于道。职于艺,全身心地投入,把它做好了,就可以合乎德,归于仁,进于道,从而使技术本身也成为文化。包括体育竞技的运动员,从读书的角度,他们的文化并不高,不过初中程度,但苦练基本功,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为国争了光,这就是文化!换言之,各行各业都是文化,农民的文化在于种好地,工人的文化在于做好工,战士的文化在于打好仗,书工画匠的文化在于写好书法画好画。

其次,诗文属于集部的文学,相比于子部的书画,作为文化,它当然更加风雅,更加性灵。一位书画家如果能有诗文的文化修养,他的书画创作当然更有书卷气。徐文长、董其昌的书画之所以有别于写经手、莫高窟画工的气息,便正在于诗文的涵养。但不能说这个有文化,那个没有文化,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再次,更根本的文化传统,在于经史,四书五经、二十四史、通鉴等等。这一点,尤其为今天的书画家所忽视。欧褚颜柳、欧阳修、文同、苏轼等士人书画家,他们的文化,首先在经史的修齐治平,其次才在于诗文,再次才在于书画,即苏轼评文同“其文,德之糟粕也;其诗,文之毫末也,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今天的书画家,对于其书画好者甚众,对于其诗文,好者盖寡,故开始倡导诗文的文化修养;但对其德也即经史的文化修养,几乎无人知晓,故不作倡导。

诗文的文化,主性灵之才;经史的文化,主大义之德。无德有才者,往往自视甚高而视人皆不入眼,甚至标新之异,恃才傲物。而有德者,往往自视不够而视人皆高。如苏轼对黄筌、赵昌等皆评价甚高,而自视则“学材迂下”、“不学之过”。一者,见人之贤则视而不见,见人之不贤则愤愤然;见己之贤则目空一切,于己之不贤则完全不见。一者,见人之贤则思而齐之,见人之不贤则反省自己而不责他人;于己之贤则决不向人夸耀,对己之不贤则三省吾身。

故曰:文化传统,书画本身是,诗文是,经史尤是。我们今天强调书画家“要有文化”,诗文是一方面,经史尤是根本的方面。即晋唐的书工画匠,他们只有书画的文化,而没有诗文、经史的文化,但事实上,诗文的文化无论作为知识还是素质,他们固然是没有的,而经史的文化作为知识虽然没有,作为素质他们还是有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比之明清的文人书画家,虽然书卷气不逮,而含弘光大的正气过之;而唐宋的士人书画家,其作品不仅有书卷气,尤具大义正气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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