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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八大”书法的形式感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20-08-24 08:00 阅读量:209

导读 :
某次“青歌赛”有一道文化测试题,主持人问歌手“八大”何许人也?得到的答案是“八个人在山上”。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笑话。如果拿到社会上问一般人,估计也会是类似的答案。所以相对专业人士来说,算不上笑话。当文史哲被切割,文学成为粉饰,无病呻

正文 :

某次“青歌赛”有一道文化测试题,主持人问歌手“八大”何许人也?得到的答案是“八个人在山上”。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笑话。如果拿到社会上问一般人,估计也会是类似的答案。所以相对专业人士来说,算不上笑话。当文史哲被切割,文学成为粉饰,无病呻吟,历史就是戏说,哲学变成“神秘主义”。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合则成功,分则一无是处。如今很多书家只知道写字,成了“写字匠”,出不了大家并不奇怪。就“八大”自身而言,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被曲解”的。对于他的签名人们常以“哭之”“笑之”来加以解释,其实未必完全如此,很多时候人云亦云罢了。“八大”诸多的言行表明,他根本不想被别人理解,就像李商隐曾经写了很多“无题”诗,有时诗意晦涩,甚至用典也极为冷僻,不是为了找到知音,并不想“心事有人知”,只是让自己心中的情绪有一种排解。

有关“八大”的评价分析实在太多,作品也被翻拣的差不多了。在此拎出两件手札来对比。一件作品字数较多,密密麻麻,一件作品的字数较少,局部很疏朗。对比之后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情绪。

字数较多的情况下,显得怪诞,大小凌乱,比如“山人”和“老人”的连笔,不讲究变化,有些重复。有些笔画歪斜松弛,甚至于放荡之姿难以形容,并不知道原因,有意无意本身也说不清,甚至可以说毫无理由。如果能找到理由,他就不是“八大”了。当作品的字数较少时,他所取法二王、董其昌等的痕迹自然显露出来,其中的连笔如“未得”“佛生”“未必”“七日”等形成一个个序列,彼此之间又有不同,别见趣味。对比来看,字数多者,繁中有简,不觉累赘;字数少时,简中有繁,不显单调,这才是“八大”书法“简”之要旨所在。

有些点画的处理如果出现在一般的书家笔下,很可能会被“痛批”,接近胡来。正因为是“八大”,就网开一面。出现在“八大”的笔下一点不也奇怪,因为他是“八大”!相反,若没有这些特征,就不是“八大”。这样来说,是不是对“八大”的理解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化?确实有这样的忧虑。学“八大”者往往只能得到一些皮毛,东施效颦,原因就在这里。

一般书家与“八大”这样的大书家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专写技法,一个融入性情。“书如其人”如果达到极致,就是“书人合一”。有些人的书法不能就纯粹的技法来分析,必须由人来入手,比如康有为、弘一法师、米芾。“八大”无疑也是其中一位,他写《石鼓文》就是一个特例,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大”的书和人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不与个人结合在一起分析,便失去了意义。

“书如其人”这一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及,有支持也有反对的,支持者认为应该如此,反对者认为不符合事实,有特例。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但找不到几个特例。如果把不确定的情况概括进去,则“人品”应该改成“人性”,人品可以伪装,人性则改不掉,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八大”书风的突变、巨变,难以想象。“八大”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怪异。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天才。他早年学过董其昌,也学过黄山谷。董其昌和黄山谷之间的跨度很大,“八大”最终的变化跨度更大,脱尽前人窠臼,面目为之一变。书风的变化和人生的变化是同步的,可以找到印证。

有的书家作品以点画为单位,王羲之和米芾等人书法精致到点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笔都非常精妙,法度与性情兼备。“八大”的作品属于“整体型”,单个点画是无法孤立存在的,拆开来就失去了意义,就连其中的连笔也是实的,草法夹杂其间,形成一种跳宕调节的“符号”。而且极个别字形的放荡歪斜夸张,无法总结出其规律。对于“八大”而言,这就是最大的规律,每一件作品都不同,所以无法复制。换句话来说,仅从表象上来入手,只能学到皮毛,学不到精神。

“八大”的每件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个性本身也是特立独行的。说到原因,“八大”这个人,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理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写的是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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