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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星星之火”到“红色飘带”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21-05-25 08:02 阅读量:95

导读 :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

正文 :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同年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从20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几乎每一代美术家都创作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题材的作品,包括李震坚的中国画《井冈山的斗争》、黄胄的国画《井冈山第一面红旗》、何孔德《井冈山会师》、冯远的《星火》、罗工柳的油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林岗的油画《井冈山会师》、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靳尚谊的《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等,其中大部分都成为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黄胄创作于1965年的《井冈山第一面红旗》是其红色题材绘画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描绘了毛主席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历史事件。在黄胄笔下,井冈山挺拔的松树、坚硬的岩石、迎风招展的红旗,都映衬着毛主席坚定望向远方的目光。油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是罗工柳的艺术创作和探索过程之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画面描绘了井冈山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形象,身着深色红军军服,头戴军帽,一颗红色五角星极为醒目;坐于一小山丘的山石之上,右手扶膝,左手持烟,目视前方。在其左侧的山石之上还放置书籍和纸稿,显示出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思考和探索崭新的理论。通观画面,毛泽东的形象居于画面的核心,也占据了画面大部分的空间,形象显得极为伟岸,具有强烈的表现力。从远处的青山可以看出,此时正是万物萌发的初春时节,而这也象征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而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采用低视平线的构图方法,突出两位领袖伟岸的身材和伟大的瞬间。朱德带的部队从山下往山上走,意味着他历经千辛万苦带着这支部队最后上山来与毛泽东会合。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此次会议是重要里程碑。何孔德1972年创作的油画《古田会议》再现了这一会议召开的一个历史片段。作者构图时将主席台推至中景,把描绘的重点放在前景和中景听报告的代表身上。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代表神情专注,反应热烈。对毛泽东虽着笔不多,却把他做完报告、等待听取意见的神态表现得非常传神。有几位代表的形象刻画得尤其成功,如坐在用土砖临时搭建的矮凳上,背对观众的指挥员,右侧前景全副武装坐在背包上的战士,他们的形象作者曾作过专门的独幅写生,姿态、神情以及处理方式均经过反复推敲。作品艺术语言生动统一,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传达得非常出色。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开始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了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94年,画家沈尧伊应原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开始创作油画《遵义会议》,于1997年创作完成。画家紧紧抓住在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各位人物的不同境遇和不同性格,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手法,对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密的刻画和表现,深刻地揭示了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严肃斗争即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让观赏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取得了娄山关战役的彻底胜利,这是长征途上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不论是较为写实表现毛泽东吟诵诗句的全山石的《娄山关》,还是以理想主义精神来塑造领袖形象的沈尧伊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也不论是董希文、胡建成用各自的油画风景描绘的壮阔无比的《娄山关》,还是张凭的山水画《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林岗和庞壔的油画《万里征程诗不尽》,这些画作都以表现毛泽东的诗情作为他们对历史真实情境的一种抒发。

“翻越雪山”是红军长征最典型的空间环境,曾被许多画家创作过,最为人们熟知的有吴作人的油画《过雪山》、傅抱石的中国画《更喜岷山千里雪》、艾中信的油画《红军过雪山》、冯法祀的油画《红军过夹金山》、艾轩的油画《三军过后尽开颜》、陈宁尔和王方雄合作的油画《更喜岷山千里雪》、孙立新的油画《雪山壮歌》,以及黄丕星的《过雪山》、彦涵的《红军过雪山》和宋广训的《过雪山》等版画,其中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近于主题性的风景画,横贯画面的雪山凸显了自然环境的险恶,而油彩艺术语言的处理则使画面获得了较好的艺术表现,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横亘在北进途中的川西北草原,是红军北上必须穿越的天然障碍。“穿过松潘草地”也是表现长征之千难万险的美术创作重要题材,由董希文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沈尧伊创作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张文源创作的《野菜》和《草地情》以及王希奇创作的《长征》等,都是长征题材美术作品的经典名作。

“送别红军”也是长征题材美术创作常见的题材之一。靳尚谊的《送别》、尹戎生的油画《告别》、蔡亮的油画《我们一定要当红军》、孙立新的油画《我们一定回来!》、许勇的中国画《十送红军》和邹达清的版画《送别》等,或是从送别的依依不舍、或是从送郞参军的水乳关系、或是从“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坚强信念等各种角度,展现了不同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其中,靳尚谊1959年创作的《送别》,描绘的是红军开始长征,群众在村头桥边依依不舍送别红军队伍。画面中,画面中,黎明时分,队伍出发,天色阴沉,队伍过桥向着画面的纵深走去,两边有群众送别,一部分民兵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很多群众送自己的孩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加队伍,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景。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北上的著名战斗,22名突击队员在百余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的泸定桥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夺战。在表现抢夺泸定桥的画作中,李宗津的《强夺泸定桥》、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雷坦的《飞夺泸定桥》、上海大学美院长征系列油画创作组的《飞夺泸定桥》和江碧波的套色版画《飞夺泸定桥》等,从不同角度刻画了突击队员在铁索上攀爬前行、匍匐勇夺泸定桥的无畏精神。由井士剑、郭健濂创作的《飞渡泸定桥》,则偏重于从实写的历史事件中深化为富有井士剑个人艺术特征的整体情境异幻式的营造。画面以正面描写22名突击队员攀爬铁索、匍匐行进为主体,这一新颖构图使画面产生了巨大张力。画面中,战士在13根铁索上一字排开攀爬行进,浓烟熏黑了的天空以及炮火映照着橙红色的战士形象,构成极其激烈紧张的抢夺氛围,营造出一种恢弘、壮阔、凝重的史诗性的画面。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长征胜利结束,自此,无数红军鲜血染成的红飘带永远铭刻在神州大地。蔡亮和张自嶷创作的《三大主力会师》描绘的是三大红军主力相互配合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的会师场景,画作以近距离的大镜头突出了三大主力会师时战士们相互拥抱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山城堡的环境只在战士们相互拥抱的空隙间隐现,三大主力主要通过三面军旗体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在众多的以长征为题材的经典美术作品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尧伊的长征史诗长篇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该作品历时6年完成,共926幅。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大型连环画,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连环画创作中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沈尧伊以饱满的创作热情,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划时代作品的创作中。他曾两次到长征路上体验生活,多次访问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从而深刻领会笔下人物的性格特点。他还善于把典型人物与特定历史下的典型环境结合起来,如硝烟弥漫的战地拼杀、波涛汹涌的江河、飞渡崇山峻岭的天险奇袭、雪山草地的风云变幻等场景一一再现,渲染了长征这一历史的奇迹。

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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