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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诗学思想:一心二用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21-06-22 08:00 阅读量:141

导读 :
高二适手稿(局部) 选自《高二适手札典藏版》 高二适的诗歌创作不是生活的消遣,也不是文字的游戏,而是有他的诗学体系。他的诗学思想、目标、审美主张、路径及创作成果构成了高氏自我的王国。1939年9月17日,高二适在《黄山谷集》第一

正文 :

高二适手稿(局部) 选自《高二适手札典藏版》

高二适的诗歌创作不是生活的消遣,也不是文字的游戏,而是有他的诗学体系。他的诗学思想、目标、审美主张、路径及创作成果构成了高氏自我的王国。1939年9月17日,高二适在《黄山谷集》第一册题跋:

己卯秋,旅渝一月,苦热畏雨。既于中秋前十日归独石桥矣。续读此集,感叹无既,只恐平生空有济世志,而流落蛮荒,枉付诗心耳。一笑记之。二适记。

高二适的一生身怀“济世志”,然考其言行,此志不在出仕,也不在出世;不是为将,也不是为相,唯在“诗心”耳。高二适的“诗心”即内化为“适吾所适”的讽咏,外化为“用世观”的担当,前者是小用,后者是大用。1944年,他在《秋怀二十一首》说:

大用不扰民,小却适吾适。

“适吾适”即其二适名也,此为小用,是守,守其志,守其道,守其心;亦是养,养其德,养其廉,养其气。小用让高二适建起一道万夫莫能开的厚厚的墙,此墙能让他与世俗隔绝,他在其内任诗心怒放,上承千载,下启未来。“大用不扰民”为民所用却不扰民,更不伤民、害民。高二适一生秉承儒家的修身治平的用世观,鲜有老庄无为思想,但此处明显有《道德经》对圣人的理想期待: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在这组秋怀诗第20首,直言“用世本吾志”:

用世本吾志,排卑葵足较。倘以枉直寻,丘也亦无祷。

颇怪石船翁,浅水施急瀑。终然成怨蛊,好语遭忌媢。

吾亦睚眦徒,迟早期必报。只恨沮洳场,终误侯生钓。

诗中多用典,“忌媢”即妒忌,语出《宋史·忠义传十·马伸》:“自是公暇虽风雨必日一造,忌媢者飞语中伤之。……伸天资纯确,学问有原委,勇于为义,而所韫深厚,耻以自名。”“沮洳”,低湿之地,语出《诗·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末句语出韩愈《赠侯喜》诗:“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根据此典,此首诗疑似写给章士钊,因高二适把自己与章师类比为侯喜与韩愈师徒关系。此诗高夫子以马伸、侯喜的境遇表示自己虽有用世志,但为世所用,反遭恶语中伤。高二适希望为世所用,并非要官要名,他曾在1941年5月30给好友王用宾的一首诗说得很明白:

辛巳五日王委员长集莲池诗社诸君于高台邱,余得奉陪喜赋一律呈诸友(是日即以端午为题)

词客曾夸屈大夫,今来端欲反骚无?临文耻为衙官计,用世还如山泽臞。

把手诸贤容作社,入林七字看成图,楚因君子高台感,谁向新亭识故吾?

高二适的用世“耻为衙官计”,却甘愿作臞仙。作为诗人所作所为必须有利于国家社会,更何况正处在国难当头民生多艰之际,同是名妓高夫子贬赛金花褒华老四,语出惊人,自然受到假君子、伪道学的攻击。

高二适的用世观秉承的是孔子所倡导的入世哲学思想,这个入世思想经过宋程朱理学的演绎,到明清之际在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完善,并明确提出“经世致用”概念。其核心是反对空谈,做学问要有益于国事。高二适的用世观最初可能得益于晚清黄遵宪,1936年12月23日,他在致韩国钧信札中说:

凡古人诗,固非今时之所需。然坊间乱灾梨枣之籍,又复汗牛充栋,瞀人心目,抑又何也。“黄公度诗”适始借到中央研究院一部。书为黄弟遵庚初校,梁卓如复校。日本排字本尚不恶(适前未读过,接尊书,始谋阅之)。然黄诗别有竟界,似不佳。近商务闻亦有排铅本,不知比尊处之书为何如耳。南洋胡某迄未有复,未识是何道理。

韩国钧,让高二适受益匪浅。韩老对高二适的学业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对高二适未来发展具有相当大影响。比如从此信札中可知,阅读黄遵宪亦是在韩老的倡导下进行的。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经世致用的深度、广度、力度达到全新的境界。高二适说黄诗不佳,很正常,因为高夫子以江西诗派为标准并不认可明清诗歌,但却称赞其别有境界,盖从思想内容角度予以肯定。

高二适用世思想继承了经世致用的务实、创新、当担的精神,特别是他的大小用世观以诗心为核心,将内外完全融合为一体,这就消弭了程朱理学将“内王”和“外圣”对立的弊端。“一心二用”成为高二适独特的诗学用世哲学。

高二适提出的大用“不扰民”思想颇具仁者之心,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来自基层乡村,亲身体验到各种扰民伤民的事件对民众的危害。二是阅史,其中他看到诗人王安石变法,中间的利益集团对老百姓的伤害,王安石的诗心用世落实得并不好,因此文人治世要慎之又慎。小用和大用构成了高二适独特的阅世看人的方式。高氏用世观,让他超越世俗的名利,以广阔的胸襟、崇高的道德感,跨越各个阶层派别,以一种救世的担当,审视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同时他又以诗人敏锐的眼光,捕捉人性深处幽微的暗光,剖析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本质力量。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关注这个纷争的社会,关注常常无法让人承重的民生。他不会用佛家无牵挂的绝念来了结社会的压力或烦恼,因为他的底色是民本的,也是基于他曾宣誓的守道之源,由此他鲜有陶渊明式隐逸与远离,也鲜有苏东坡那样的旷达与超迈,虽然也有过那样的期待,但他始终放不下这个时代——他更多地把杜甫忧国忧民的调性注进自己的诗韵里。

1975年麦收时节,忽闻杜鹃声声,高二适诗情翻动,赋成《南都闻杜宇,两三声而止,余溺情为记此诗》:

巴蜀曾传杜宇魂,麦黄风雨怯黄昏。今来屈作江南客,犹被鹃声昼闭门。其一

诗家莫作归去来,不如不如安用哉?一声望帝三声断,九折江流百折哀。其二

其后跋曰:

吾诗常带泪痕,然不伤心则又无言也。

高二适说他的诗常带泪痕,不伤心不成诗,因为用情太深,用世而不自欺。“一心二用”成为高二适诗歌创作的纲领性思想,也是他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1947年2月20日,高二适致信潘伯鹰谈到好友李拔可的诗歌时说:

兄寓沪,仍可常就李拔可翁谈诗,渠少年功夫甚深,晚则不免下退水船矣,弟意此缘不用世之故,盖不用世则胸中无可言矣。又《饮河》不妨寄赠拔翁,或可求其近作,何如?前集有 “打鸭”一题出语,大有语病,篇中亦烘托不足,此虽苏渊雷亦讥之。兄操选政不可滥。

在高夫子看来李拔可诗歌创作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在不用世。不用世则不能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直面变革中的大时代,虽能赋诗,但往往空洞无物,与人无益,与社会无益,与时代无益,这种逃避人生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文人精神所在,有悖于孔子所倡导的诗教理想,有悖于屈贾所建立起来的诗人情怀。像李拔可这样晚清成长起来的诗人,晚年沉浸于自我文字的小情调里的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在动荡的时代,可理解。但高二适拒绝逃避,拒绝无病呻吟,他的诗心永远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他要做这个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建设者,他强调“作诗贵有史”,他一生学杜甫,并以杜甫为宗。虽高夫子狂狷,但他从不以诗圣自诩,不过他一直以诗圣之路自律。1974年秋,他在致丁灏信函中说:

服尧舜之道,有颜曾之行,斯乃可为今之诗圣也已。

用世观让高二适的诗歌,不仅有泪、有怨、有喜,更有有义、有情、有道、有骨、有史。

该文节选自《高二适研究》(2021年4月,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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