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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往前走 会在封闭的空间里枯萎

来源:网络 编辑:未知 时间:2016-01-24 15:58 阅读量:439

导读 :
当代艺术家邓国源—— 近日,“在花园——邓国源当代艺术展”(广州站·装置艺术专场)于53美术馆开幕。天津美院院长邓国源为广州观众带来了大型装置作品《诺亚花园》。从外面看,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温室花园,当中草木茂盛、花团锦簇,引人遐想;迈步

正文 :

当代艺术家邓国源——

近日,“在花园——邓国源当代艺术展”(广州站·装置艺术专场)于53美术馆开幕。天津美院院长邓国源为广州观众带来了大型装置作品《诺亚花园》。从外面看,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温室花园,当中草木茂盛、花团锦簇,引人遐想;迈步进去,旋转的玻璃板,无处不在的镜像,让人立刻感到不知身处几维空间,物我皆是又皆非。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邓国源的创作就走向了当代、前卫和思辨性,因此,他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最酷的美院院长”。那么,他的“酷”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在作品中一一呈现的?对于美术教育,他是否别有“酷”招?就此,记者对邓国源进行了访谈。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江粤军

美术差生成为

考取美院的“黑马”

出生于1957年的邓国源,当年能够进入天津美院学习,在老师们眼里,简直就像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

上初中的时候,邓国源的美术是不及格的。一旦他想插手班里的美术小组活动,同学们就会抗议:你别来捣乱!原因何在?邓国源笑称:“大概当时跟现在的风格比较像,喜欢乱画。”中学毕业后,他进了药材公司工作,很快被保送到中医药大学学习。但半年后,邓国源就觉得医药大学并不适合自己,竟然“开溜”回到药材公司。不过,自己原来的工作已经被人顶替了,于是他被安排去写黑板报。“我一画起报头,就感觉这个我喜欢。因此开始一门心思报考美术学院。”

考了五年,一个曾经的美术“差生”,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天津美术学院。

第一年,因为不会画画,邓国源就报考“试笔”,自然是没考上。而后,他开始自学画画。当时他找到了一本前苏联肖像画图册,于是经常按照里面的样式,为一些女孩子画像。同时,又自学风景,由于上班是早上8时到下午6时,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很难出去写生。邓国源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天上下班路上,将海河边上的点滴风光印刻进脑海里,晚上再画出来。没画好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再看、再记。养成这个习惯后,邓国源画起画来,又快又准。因此,第五年报考前,他递交的作品,油画系的老师们竟然都不相信出自他的手,表示:“今年来了个假的,肖像作品要大学四年级学生才能画得出来,得好好考考他。”因为老师们都在外面办考前培训班,而邓国源没跟他们中的任何人学习,简历上又写着药材公司。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拿了别人的作品来忽悠。而邓国源听监考老师们这么一说,心中窃喜,知道自己肯定能考上。果然,三天的肖像、素描、速写考下来,他不仅拔得头筹,而且跟第二名之间拉开了很大距离。至今,他考学的事,仍然是美院里的一段趣谈。

在油画系学习的几年,邓国源也是最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位。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邓国源都会完成两张:一张老老实实按照老师布置的画,一张随着自己的感觉乱画。“一开始老师对我自己画的那些都不承认。到三年级时,我自己瞎画的那些,老师也打过98分的高分。”

不过,老师们总是对其他同学说:你们千万不要学邓国源,他是写实功底已经很好了;你们一定要将写实搞好,才能搞别的。

从油画到水墨、装置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后来,邓国源留校当了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到德国做访问学者,了解了欧洲的艺术教育后意识到,其实并非要将写实画到最好才能做别的,两者的注意力并不相同。“现在,中国大多数美术学院的基础教育,还是教素描、色彩;西方的美术学院早就不是这样了,一年级的基础课他们并不画人物,而是让学生自由地寻找手和笔、色、布之间的感觉,这种触感对画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在严格的写实训练之下,将这种感觉弄丢了。所以,西方的艺术教育,第二年还看不出跟我们有太大差别,到第三年,他们的学生随便弄一个东西往上一挂,就很艺术;而我们的学生费了很大劲画一个东西,挂在那里却什么也不是。艺术学习最重要的是通过训练将人的艺术感觉唤醒,而不是反过来将其压制乃至埋没,只剩下技术。我想这是国内美术学院都面临的问题。”

在德国的那几年,对邓国源的个人创作冲击也非常大。当时,他遇到了德国最大的艺术经纪公司,代理着欧洲很多大师,尤其是德国的表现主义,像吕佩尔兹、伊门道夫等人,都被揽在旗下。邓国源与他们在一起画画,一起办展览,看到了西方艺术家在观念上与中国艺术家之间的巨大差别。“那时候,我们国内的画家,还处于靠一张画出名就能活一辈子的阶段,而欧洲的艺术家大不一样,他们有很多展览计划,创作非常勤奋、自信,特别注重自己艺术语言的发展,通过很多展览去证明自己的道路是对的。”

自此,邓国源从技术的洞穴里突围而出,转向创造力的自由挥洒。从油画到水墨、装置艺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他的第一件装置作品,就是两德合并时做的,不过没有留下来。后来又做过“以形而上的方式向大师致敬”系列,包括向潘天寿致敬,向霍春阳致敬等,将这些大师们笔下经常出现的植物,以文献的样式放在一个玻璃罩子中,让其慢慢枯萎。其象征意义很明显:艺术如果不往前走,就会跟这些草木一样,在封闭的空间里不断死去。

对话

邓国源

“花园”是我的本体语言

广州日报:您为什么会想到“花园”这个创作母题?

邓国源:我的创作一直围绕人和自然的法则;艺术和自然的关系;艺术与人的距离。人、自然、艺术是三角关系,人是创作的主体,离自然越近离艺术就越远,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和自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读。

“花园”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最常见的,它是人们将花草树木按照自己的最高理想重新布置,是人工对自然的干预。所以,“花园”象征着整个社会,而且通常我所用的题目是“在花园”,“在”既强调我的存在感,也强调观众的存在感。譬如《诺亚花园》,首先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氛围,观众进入花园后,却发现“花园”不存在了,自己也不存在了。人们会在晕眩中感到诧异,到底镜子里的是真实的花,还是自己面前的是真实的花?到底自己是真实的,还是镜子中的人是真实的?通过这种无限反射,人和花园都被解构了,成了碎片。所以,“花园”是一个虚拟的美好入口,进去以后,才发现落差巨大,呈现的是形而上的理想与现实法则之间的矛盾。

广州日报:这么说,您的花园并不是完全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而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普遍意义?

邓国源:是的,一名好的艺术家一定要找到一个本源的问题作为关注点。像蔡国强找到的是时间,他的作品,爆炸完了就没了,下一次出现的将是别的影像;而徐冰找到的是关于文字的本体语言。花园则是我的本体语言,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创造了无数花园样式,每一个皇宫都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它是身份、权力的象征,中外都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想表达的是,现实跟浪漫情怀并不相同。

当代水墨创作不能被材料限制住

广州日报:您此前一直画油画,后来又开始水墨创作,起因是什么?

邓国源:墨汁、毛笔和宣纸是风景画,尤其是书法艺术创意必不可少的三件宝。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怀旧的东西,其实正是在今天,传统绘画得到了新的发现、估量,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主要创作大幅的抽象画,因为加入了质感材料,画作不仅有三维感,也有肌理感。这些作品通常用单一的色调——哑光又不死板的灰色,通过将材料网织入画,造就一种精神的东西,作品清晰,语言坚定。之后,我用传统水墨作的画越来越多,我在寻找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内涵形式,并专研某种色调原理、某种光线、某种居于颜色与颜色之间的亮度。在这些折光(灰色)和无光(黑色)的色调中,我的作品开拓了一种进入这些区域的东西,以感受某种“神经上的刺激”、内心的颤动、对光的故意挑战以及内心世界的表达。

2004年我开始准备赴德国的个展《距离》。我把它看作是自己艺术道路的阶段性总结,那时我已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多年,全面地接触了西方的当代绘画,我的创作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距离”成了一个合适的切入问题的角度。但我的水墨创作语言方式跟传统不太一样,传统中国画要体现笔墨,笔笔有味道。而我重在营造氛围,创作的方法和语言方式都是油画性质的,应该属于当代水墨。

广州日报:您的意思,当代水墨不必再讲究笔墨?

邓国源:我认为任何艺术创作都不能因为材料而被限制住,艺术家重要的是个性化表达,材料只是表达的媒介。作为中国人,对笔墨的感觉肯定仍带有传统底蕴,这是文化基因决定的,但不能从这个线索去看,否则就会有问题。

广州日报:那您觉得,今天中国当代水墨创作整体水平如何?

邓国源:这个跟画家群体有关。当代水墨的不少画家,都是从传统中国画家演变而来的,所以很多文人的细微趣味,他们不愿意丢掉,譬如笔墨功力等。但如果太在意这些,你就不可能在语言方式上有很大变化。所以有的当代水墨,显得很游移,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譬如有的画家画花鸟、荷塘,比以前画得多了、满了,再吸收一点西方的构图,就说是当代水墨,我以为比较勉强。

艺术家应该

不断创造新样式

广州日报:西方艺术家的爆发力非常强,而中国传统艺术讲究的是内修,这是不是因为东西方对艺术的认知不一样?

邓国源:其实这指涉的是美术的本体责任问题。艺术家究竟是要给观众讲一个文学故事,还是应该创造更多新的视觉形象?以后者看,艺术家就要不断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路,带给观众新的视觉冲击,这需要他很努力、很自信地往前走。而中国艺术讲究内修,讲究每一笔里面呈现多少年的功夫,这从画家个人的追求来讲,无可厚非,但不能将其变成普遍性的欣赏口味。如果大众跟着艺术家不断在画圆,欣赏只是在闭合的空间里进行,我想就太局限了。艺术的真正意义,应该是跟着社会发展不断推动欣赏习惯的变化,推动创造力的衍生。说白了,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创造新样式。就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来讲,西方艺术家更直接。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不断打破观众的视觉经验,全方位提升观众的感觉能力,让人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对中国画来说,这是个问题。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画今天的面貌,会觉得太熟悉、太重复了。譬如花鸟画、山水画,样式都是一样的,甚至明清时期的高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广州日报:作为天津美术学院院长,在推动艺术教育改革方面,您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邓国源:在我们的基础教学中,更注重个人内在素质的发挥,避重就轻,譬如色盲就不要画色彩,对红布敏感就要多画绿色。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要成为一个大画家,必须将所有都弄得特别好以后才行。其实不对,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美术史要完成的事,你只能完成你能完成的那一点。

广州日报:既然特别强调个体性,当代艺术也是可教的吗?

邓国源:艺术都是可教的。通过训练激发学生的个人思维方式和艺术感觉,这是美术学院能够做到的。当代艺术不可教之处在于,出现一个人,就相当于堵了一条道,别人只能从旁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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