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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刘济荣先生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17-04-04 00:05 阅读量:250

导读 :
刘济荣 昆仑道班 198×145 1972年 时光匆匆忙忙,枯黄的叶子已经在春天的广州纷纷扬扬落了下来,新的绿色正蔓延开来。有些人、有些事情,就在这变幻的季节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不经意间,广州美院教授刘济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0多天了

正文 :

刘济荣 昆仑道班 198×145 1972年

时光匆匆忙忙,枯黄的叶子已经在春天的广州纷纷扬扬落了下来,新的绿色正蔓延开来。有些人、有些事情,就在这变幻的季节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不经意间,广州美院教授刘济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0多天了。

不觉得老人已离去,不认为老人永远失去了艺术或者艺术失去了他。还想去广州美院那座布满绿藤的老房子里,去和他聊一聊,去看他画一画。只是,当思绪飘得再远一点的时候,才沮丧地意识到老人真的不在了。

可又想,还有多少可以伤怀的呢?至少,老人还给我们留下了温暖的回忆,老人还在用他的作品感染世人,用他的精神激励后人。

春去春又回。我们不妨带着对老人的怀念,看遍万物生长。

几年来,我要给他写一本传记类的图书,做了20多次采访,其实就是在听艺术课。作为晚辈,非常幸运曾独自听刘老师讲20多堂艺术课。书的名字早已定了下来,叫《奔——刘济荣谈艺录》,他的老同学马振声先生、学生梁江先生也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的出版就慢了下来。

现在,这本书已经交付岭南出版社编审,预计不久正式面世。就在他生前最后那一段时间,去拜访他,他还表示很期待这本书能尽快出版。现在,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了,实在无法讲出遗憾。

怀念老人,怀念他叫我“小韩”,怀念他讲的20多堂艺术课。现在,拿出一年前写的这本书的后记,仅作对老人的怀念。

这是初冬的一个下午,北方的第一场雪已经飘洒下来,南国的阳光正灿烂着。空气里已减了许多湿热,多了些清爽与温润。广州美院家属区的一面墙上,整个地爬满了植物,叶子郁郁葱葱,在清澈的光线抚慰下,显得更青翠了。

刘济荣教授就住在这栋楼上。

房舍简单质朴,家具或许是上世纪的旧物,摆设也无甚华贵之气。客厅后面辟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用来写字作画,十多支笔管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一方砚台干净得很,不见一点残墨。一个盒子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印章,有些散发着岁月的光泽。

几年来,这是我20多次造访老先生寓所一直看到的场景。他的步履轻轻一如既往,他的言辞缓缓一如既往,他的笑容蔼蔼一如既往。

那是2012年深冬的一天,同样是一个下午,同样在他的寓所,只是窗前跳动的南国暖阳更能让人触摸到岁月的温度。我打开录音笔、翻开笔记本,开始听他讲授人生与艺术。

老先生首先讲起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的节奏让人如沐春风。那些故事或者清晰或者模糊、或者欢愉或者悲戚,但都付与了风轻云淡。我听得入神,以至于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都没有中断。

“让您受累了。”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我觉得时间如此之长的访谈太不近情理。

“说起过去的事情,反倒让人来精神,不累,不累。”先生叮嘱“继续”。

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几乎每次访谈都是这样长的时间,刘先生很少主动提出稍作停歇。刘先生乐意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也放下了惴惴心怀,像学生一样聆听老先生的“授课”。

这果真是授课!从创作经验总结到文艺理论讲解,从社会形态剖析到人生百态细述,老先生给我上了一堂又一堂的大课,讲得细致、讲得生动、讲得深刻。而我十分有幸,做了这门课唯一的学生。

在刘先生淡和的语调中,我首先了解到一位怀有敦敦心志的艺术家在时代变幻中的人生沉浮。

从小生活在客家围龙屋里,聆听母亲吟唱客家山歌,深受客家文化氛围的熏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梅州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在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名士与贤能,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这个名单可以拉得无限长,进而串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史。

再具体到艺术领域,著名画家林风眠在中西融合之路上作出了巨大的探索,声名显赫,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深受鲁迅赞赏的兴宁籍美术家罗清桢等人在家乡发起版画运动,影响广泛,成就了一批美术人才。这条艺术脉络延续到刘济荣等老一辈艺术家,再到更多的中青年力量,在广东乃至全国占据一席之地。

从童年经受贫苦挫折,再到远走他乡,刘济荣的少年时代和那一代人一样,总是有许多不堪回首。不过,他的求学之路是幸运的。他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了南北最顶级的艺术大家。南方有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岭南画派的正传,北方则得到蒋兆和、叶浅予两位人物画巨匠的亲炙。一南一北两种审美风格的激荡、四位恩师风范的洗礼,让刘济荣有了成才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他在人物画上会有出色的表现。

说到刘济荣的人物画,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时代。他的一生跨越几个时代,从1949年,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他的命运、他的艺术风格也在跌宕的时代中起伏。

他有一张画,现藏于广东美术馆,“就是一部时代夹缝中诞生的作品”(刘自语)。《昆仑道班》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末,要说起创作的起因,就要从他的第一次西藏之行谈起。

虽然刘先生是地道的南方画家,但对藏民题材情有独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为了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画,全国挑选了4位画家进藏采风,刘先生和广州美院的同事梁世雄先生就是其中两个,还有两位来自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当时,四人在西藏跑了4个月,农奴翻身的喜悦感染着这些画家。刘先生很兴奋,共完成了500多张速写、拍了99个胶卷。回来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与藏民有关的题材。

当年12月底,刘和梁两位先生从西藏回来,打算中间停下来去考察敦煌。但都是高原与山路,道路崎岖,交通条件差,汽车走了整整7个晚上8个白天。一路上,解放军和藏民一起修路,汽车走一段时间就停下来。那时没有铲车,只能用铁锹等工具铲路,再加上冰天雪地,甭提条件多艰苦了。那些道班工人依然不觉严寒与辛苦,孜孜不倦地奋战。“我进而发现,这些道班工人有解放军也有藏民;有男人,也有女人。“这是多好的军民一家亲、藏汉一家亲的题材啊。”刘先生一下子就萌生了创作的想法。

1969年底,广州美术学院、广州音乐学院、舞蹈学校合并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专门培训工农兵学员,美术创作与教育更显得样板化、单一化。然而,在这样恶劣的文化气候下,刘先生也创作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比如《昆仑道班》《绘新图》等,这两幅作品都参加了1972的加拿大世界博览会。其中,《昆仑道班》的取材便是那次难忘的西藏归来之旅。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是一位美术家对时代的热切回应。当然,时过境迁之后,文化语境从现实主义穿越到各种主义并行。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样的美学形式真是太老土了,甚至还有歌功颂德的意味。但谁又能否认作品中的真诚度,一个艺术家表现时代的炽热情怀?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最为缺乏的。

最让我感怀的是,刘先生为人为艺的风格。对艺术的信仰始终岿然不动。他不只是画“人物”,更是画“心灵”;他不只是画世相,更是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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