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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真有文化贵族,那一定是陈寅恪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17-04-21 12:02 阅读量:507

导读 :
1964 年的陈寅恪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历史学家傅斯年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

正文 :

1964 年的陈寅恪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历史学家傅斯年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

如此令人尊敬的一位先生,但却在逝世 24 年后才得以入土为安。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逝世后,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所以二人的骨灰不被各地政府所接受。画家黄永玉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2001 年他得知此事后,愿意出力玉成此事。几经周折,陈寅恪夫妇的骨灰直到 2003 年才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陈寅恪配得上庐山植物园的云杉,更配得起依崖壁立的松。

民国系列第八期,再识陈寅恪(前七期为李叔同、萧红、梁漱溟、胡适、林风眠、梁思成和章太炎,见文末的“你还可以看”)。

陈寅恪生于 1890 年寅年的湖南长沙,祖母黄夫人为其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也是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算是身出名门。

他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和地理等知识。1900 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父亲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聘任的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学堂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也扩及东西洋。

1902 年,陈寅恪随兄长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两年后,因足疾辍学回国,后来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从 1910 年开始,陈寅恪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游学生涯,先后去往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几十个国家和学校,因此也掌握了近 20 种语言。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说:“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答道:“其实没这么多,也才十七种而已。”

陈寅恪游历多个国家后于 1925 年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6 年,年仅 36 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陈寅恪授课“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他为研究生授课并指导撰写论文,从来都是事无巨细,不让他人代劳,时人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

曾有一篇文章谈及陈寅恪上课时的穿着:“陈先生全身上下,差不多找不出一件外国货。蓝布大褂(有时也穿灰色的),冬天在路上戴着一顶大皮帽,两旁的耳子遮着耳朵,可是常常有一只翘起,一只垂下。陈先生不用教授皮包,而用蓝布和红布的大包袱,这些包袱跟随陈先生的年岁久了,上面都是斑斑驳驳,有几处颜色淡了些,有几处竟成了白色,里面包着的东西,都是木刻的书,不是《大藏经》,便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不仅如此,陈寅恪还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这表明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他甚至每次上课前还总是要郑重其事地换上长衫。

1927 年,国学大家王国维的投湖自尽,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静安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陈寅恪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校长、教授、朋友、学生,在陈寅恪头颅叩地的三响声中,突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寅恪身后,跪下,磕头。那时大家才突然间明白了,在向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告别的时候,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王国维始终留有清代发辫)融为一体。

陈寅恪用了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的永别。陈寅恪,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处理的最好委托之人,更是对死者文化精神的理解之人。

1939 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陈寅恪准备赴任,都拍好了全家福照相片。但因欧洲战事,地中海不能通航,只好羁留香港大学执教。

1941 年 12 月 8 日,由于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被困香港,生活艰难,常将衣物换食。据说有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本军方,要日军不要为难陈寅恪。鉴于陈寅恪的国际影响,当时日本宪兵不仅没有骚扰他,还常常送去面粉,但陈寅恪宁饿也拒不食,夫人每每将面粉拖出户外,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非凡民族气节和骨气。陈氏一家被困香港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1942 年春天,朱家骅派人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把陈寅恪一家四口悄悄接到广东。

在当时的史学界,陈寅恪的学问可以说是最高峰,会十几种语言,研究贯穿文史,每有见解必不凡俗。他在学界的地位,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1948 年底,国民政府败退前拟定了一个“抢救学人计划”,陈寅恪赫然在前。解放军包围北平,蒋介石从南京派飞机冒险飞临接走了胡适和陈寅恪。蒋介石亲自登门抚慰,相劝陈寅恪到台湾去。陈寅恪婉言拒绝。国民政府广州“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动员陈寅恪去台湾,已经移身广州的陈寅恪表示再观察一下时局再说。杭立武许诺,去香港也行,先给10万大洋做安家费,再给一套洋房。陈寅恪说,哪也不去了!最后落脚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当教授。

1949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问:“贵国的陈寅恪先生现在怎么样?”毛泽东环视一下随员,没人知道,他说:“回去打听一下吧!”原来,斯大林在自己的《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里,多处引用陈寅恪著作中的材料。享誉世界学界的陈寅恪的许多观点,深刻的影响了斯大林了解中国。

斯大林过问了陈寅恪之后,陈寅恪被格外关注。他有眼病,腿病,周恩来总理过问治疗方案,派人看望。陈毅、郭沫若、胡乔木等政要都到中山大学去拜访过他。中南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对陈寅恪更是体贴入微,多次登门看望他,把陈寅恪门前的小道漆成白色,两旁装上精致的扶手护栏,以免视力微弱的陈先生滑跌,为他配了三名年轻的护士专职护理,体检看病是经常的事情。陈寅恪小道成为一时美谈。学校也特别体谅他身体和年龄带来的不便,他讲课可以不上课堂,在自家的走廊里挂块黑板讲课,学生坐在走廊里自带凳子听课,成了中山大学独具的风景。

陈寅恪的去留,曾备受各界关注,有一定的风向标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陈寅恪留在大陆是中共获得的瑰宝。他学问如何已不重要,他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其实,陈寅恪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有违先生遗愿。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才高气傲的陈寅恪曾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委屈对着校长曹云祥拍案而起,逼着曹云祥辞职;他曾经对日本鬼子在香港对他的威逼利诱坚辞拒绝;他曾对蒋介石总统规劝他去台湾的拜访报以沉默;他曾赋诗自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他拒绝毛泽东的红人、中共的“大秀才”康生的求见……

能够做出这一系列事情的陈寅恪,注定了 1949 年后会有非同寻常的坎坷之路。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就去台湾或者香港了。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

然而,此时他研究学术的路,路障正在重重摆上。之后他把自己未来的路选在了探索两位前朝女性身上。一位叫孟丽君,一位叫柳如是。

陈寅恪眼睛做过两次手术,在仅余微光的情况下,60 万字的《再生缘》重读已没有可能。他凭借自己的记忆,在助手的帮助下,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六万字的论著《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的出版曲曲折折而未能实现,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学生胡乔木来访,问及出书。陈寅恪说:“盖棺有期,出书无日!”1961 年 8 月,陈寅恪只好将油印本的《论再生缘》送给远道来访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作为纪念。

陈寅恪创作《柳如是别传》是在 60 年代早期开始,他行动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开列书单,助手读给他听,听后构思,再口述由助手记录。为著述这部 80 万字的传记,他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对吴宓感慨: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但这部《柳如是别传》,也没能在生前看到它出版。

1966 年 7 月,在大字报大辩论的声浪里,一顶一顶帽子朝陈寅恪的头上飞来——“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指斥他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吃美帝国主义药品,罪恶累累。

在当时的南国很少能够找到一条像陈寅恪这样的大鱼,捉到了,兴奋之余发泄也就更其卑劣,残酷。先是助手黄萱被赶走,三名护士被撤出,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已经失明并且脚步有顽疾的陈寅恪和老伴唐筼成了坐以待毙的无头苍蝇。

红卫兵一拨一拨冲进来,劫掠了陈寅恪视为心尖的手稿和陈夫人祖父历尽劫波的 20 多份手札以及其他物品,查封了陈先生视为宝贝的藏书。那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然看不见,但耳畔的声声叫嚣让他心灵一阵阵颤抖。高音喇叭从门从窗口接进了他的室内,最大分贝的一直高喊着“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等的高帽词汇,他感到无处藏身。

1969 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搬到中山大学校园西南区 50 号。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躺在木板床上靠流质维持生命,见到偷偷来看望他的亲人不住的流泪。“造反派”还会时时光顾陈寅恪的“寒舍”逼迫所谓的证词,连他的夫人唐筼也不能免于拳脚伺候。陈寅恪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十分哀痛。他是五四文化名人中忠于夫妻感情的很少的人,夫妻一生不离不弃。

1969 年 10 月 7 日早晨五点,一辈子守望中国文化,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又突发肠梗阻、肠麻痹,无法救治,凄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虚岁 80。

45 天之后,唐筼也平静地了断了自己 71 年的人生。

葛兆光曾说:“陈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那种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几代人身上特别浓厚;陈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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