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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新:我画人,得意不忘形

来源:网络 编辑: 时间:2017-05-18 12:02 阅读量:535

导读 :
对我来说,对着模特作水墨写生是一大乐事。面对鲜活的人物、真切的体积和丰富的质感,我能够丢开一些“套路”的缠绕,想方设法,有凭有据地将“人”变成“画”,将“他”变成“我”。这样一种踏踏实实、本本分分,最基本、最纯粹的作画状态,令我暂且忘却“内

正文 :

对我来说,对着模特作水墨写生是一大乐事。面对鲜活的人物、真切的体积和丰富的质感,我能够丢开一些“套路”的缠绕,想方设法,有凭有据地将“人”变成“画”,将“他”变成“我”。这样一种踏踏实实、本本分分,最基本、最纯粹的作画状态,令我暂且忘却“内容”,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形式”中去。

水墨、青铜和木头、毛笔,宣纸与凿子之间,原有其截然不同的秉性和讲究。然而,当我在用心、用眼或用手干活的时候,却时常乐意自行其是地将青铜、木头和凿子统统集合到笔墨宣纸的圈子里来,进行综合改造,并力求使相干的变得贴切,不相干的变得相干。一旦形体的各个部分都“争取”到了或实或虚的“笔墨权力”,整体结构的塑造性便能在水墨写意精神的大原则下尽情尽力地深入发挥。这样“加法”式的造型导向潜藏着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从而派生出许许多多的新的笔墨造型空间,它们将我“使造形呈现笔墨化,使笔墨具有雕塑感”的“狂想”,引到了一个可以审视和触摸的地带。

私下里,我戏称之为“水墨雕塑”。

“写”是一个且大且小、且明且暗、且虚且实的活物。它是法,亦无定法,或行于画内,或游于画外,乃由心而出,对人对画,皆呈大观照。“写”出自于“书”,落在画里,则有个取其何处,用其何方的问题。这一点,虽然是见仁见智,可以各持一说,但我以为,“写”在画里是一种绵延流动的、活生生的惯性,从“书”到“画”,它必须既“立地成佛”,又“入乡随俗”,心法要定,身法要活。实际动作时,则宁大勿小,宁暗勿明,宁虚勿实。此外,若舍去了这一层活动的精神,或贫困潦倒,或远遁他乡,统统不在话下。

水、墨、笔、纸也是一种材料,它们的表现极限并不止于干湿浓淡、五色八色,笔墨中,有“点线皴擦”之法,但不等于“点线皴擦”;有“焦宿积破”之法,但不等于“焦宿积破”。只要做到心里有谱,运用到位,它们能够表现出超乎众多陈规定法的某种质量,如金属感、木质感、土石感和玻璃器皿的鎏鎏光感等等。这与“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一样,都是见景生情,借物抒怀,意在表达自己的“写”中之“意”。它们虽然不以摹仿某种物理物性为能事,却可以借此开发自己的“语言能源”,拓展路数。

写是“试金石”,是“催化剂”,是“万能机床”,它为我辨别“优劣真伪”,制造“组装零件”,锻炼“产品质量”。在它的关照下,水、墨、色、笔、形等等都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和生机。

在我的以人为“本”的“水墨雕塑”中,“人”是“老二”,“画”才是“老大”。因为,之所以为“画”者,并非只是画里有了人,其必须生成的“画”性,终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以人入画,自然也顺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情节,诸如相貌、姿态、表情、性格、文化、品德、职业、民族等等,按说,这些人人都有却各不相同的东西,在画里能起到深入丰富地刻画人物的辅助作用,但若一味厚待它们,将它们摆在首要位置,画里的“画”就难免因“退居二线”而大打折扣,失去应有的风采。此堪称为“错位”现象。

“人”入了“画”味,谓之曰“形”,此时,它既是“人”,又不等于“人”,而是与笔墨技法一道同属于“画”了。其实,与重“形”不应轻“画”一样,重“画”亦不应轻“形”,虽然这两者在画中本是不可拆开的一体,但在构成分析和作画过程中,我还是乐意先将它们有意识地分开,再将它们有意识地合体。分开它们为的是先培养出它们各自的基本质性,使“形”者有基本之“形”,“画”者有基本之“画”,而后,将先天具象的“形”和先天抽象的“画”作有趣的比较和雕琢,并从它们相去甚远的质性中,寻找某种可以契合的交点,以便求取某种自信的手法将它们服服帖帖地合二为一。这个过程并不简单,而且难免会反反复复,高高低低,然而,当往往落后的“画”被努力推到了与“形”齐肩并行的位置,各种契合的可能性便会立刻多起来,“形”与“画”的质性也会显得更加纯粹和具有表现意义了。

我相信,写意人物画大有前景,而我自己则乐意呆在能望得见梁楷、八大山人这些山峰景色的地方过活,即便也时常去瞧瞧罗丹、彼得森什么的。因为在我眼里和心里,那些山峰景色实在好看,割舍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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